中國新的知識分子

盡管世界對中國日益關注，但沒有人注意它的理念和產生這些理念的人們。然而，中國有一群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理念证明是对對西方的自由主义霸权严肃的挑战。

作者：Mark Leonard

翻譯：Peter Guo

Mark Leonard 是歐盟議會外國關系的執行主任。他的書《中國在思考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已經出版了第四版。

我不會忘記 2003 年第一次到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訪問。我受到該院副院長王洛林以及黃平（音譯）的接待，王的祖父曾經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中文，而黃過去曾經是一個紅衛兵。坐在過于寬大的扶手椅上，我們呷著茶水并聽取介紹。王洛林有禮貌并微笑地點頭，然后告訴我們科學院有 50 個研究中心，覆蓋了 260 個學科，擁有 4，000 全職的研究員。

在他這樣說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快要轉到寬大的扶手椅的縫隙中去：英國的智庫以數百計，歐洲以少以千計；甚至美國的智庫天堂也不可能超過一萬。但在中國，一個研究所就有四千研究員，而北京有十幾個這樣的研究所或智庫。無可否認，中國社會科學學院的人們認為很多研究員沒有真材實料，但在人數上就足夠了。

在這次旅途的開始，我就希望能夠得到有關中國的快速介紹、了解基本的情況，然后打道回府。我曾經想象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由很多在共產黨或這個國家的頂級大學背后的堅定的理論家。相反，我陷入了知識分子、智庫和活動人士的隱秘的世界，所有人都在激烈地討論他們國家的未來。我馬上意識到應該對北京和上海做更多訪問以得到中國內部討論的規模和野心。甚至在我的第一次旅行，我的頭腦就被——我將自己接下來的幾個年頭的人生放在致力于了解在我面前展開的活生生的歷史——這樣的想法占據。三年多來，我曾經和幾十位中國的思想家談話，觀察他們隨著這個國家驚人的變化而在觀念上的發展。有些是黨員；有些是黨外人士，還有些人則是在和當局尷尬的關系中忍受痛苦。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局內人。他們選擇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并因此要應付一黨專政的國家的反復無常的要求。

我們習慣了中國在世界經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但它也可以重新塑造我們關于政治和權力的理念嗎？這個中國知識分子覺醒的故事沒有很好地記錄下來。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轉型和改變，但有多少人可以說出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或思想家的名字？在中國，黨內的論壇，以及大學、半獨立的智庫、期刊和互聯網上，盛行著有關這個國家方向的討論：「新左」經濟學家同「新右」經濟學家爭論有關不平等；政治理論家爭論有關選舉和法律規章的相對重要性；而在外交政策領域，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同自由的國際主義者爭論大戰略。中國思想家正試圖在競爭目標中協調，探索他們如何享受全球市場的利益而同時又能使其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免受創造性的破壞。其他一些人試圖以「壁壘的世界（walled world）」的中國版來挑戰美國全球化的扁平世界。

自相矛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權力被中國專制的政治體制給放大了，在這里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工會、政客之間沒有公共分歧，媒體的存在是為了加強社會控制而不是促進政治問責制。如果僅因為其比正式的政治所能召集的任何事物更主觀、激進、感情用事，這個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討論可以變成政治的代言。而事實上，這里沒有結束共產黨統治、西藏×獨立或天安門＃事件的自由討論，在主流報紙和學術期刊上關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何杜絕腐敗現象或處理外交政策問題如日本或朝鮮。盡管互聯網受到警察的嚴密控制，討論比紙質媒體要自由得多（盡管最自由思想博客之一胡佳最近被逮捕了）。關起門之后，學院派和思想者常常自由討論，甚至是有關最敏感的議題比如政治改革。中國人喜歡討論是否是知識分子影響了決策者，還是決策者集團利用雇傭知識分子作為非正式的喉舌來促進自己的觀點。無論是任何方式，這些討論已經變成政治過程的一部分，并用來作為將理念到位，而且可以為中國的決策者提供更多的選項。例如，知識分子定期被要求到政治局的「学习班」做汇报；他们准备报告，而这些报告将写入黨的五年計劃；而且為政府白皮書提供建議。

因此，中國的知識階層是否变得更加开放和西化呢？他們討論的許多概念，當然包括共產主義自身，也都是西方的舶來品。自從1978年起，有一百多萬的學生曾經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學習，很多是在西方，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独立思想的、西式的論述的出現；不到一半的人回到中國，但這個數目再增加。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一个「知識分子」的形成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教育仍舊關注於國民生活的實踐性貢獻，盡管高等教育在急劇擴招（20% 左右的 18-30歲的年輕人在大學學習），教學方法仍然嚴重依賴死記硬背的學習。另外，所有的這些人被嚴密監控著以防政治異見者，政治教育仍然是必修課。

張維迎有一件和古巴雪茄有关的事情。当我到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见他的时候，我看見在六個Cohiba（古巴雪茄頂級品牌，譯者注）在他的桌子上壘得高高的。雪茄盒子，价值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年收入的好几倍，是西方自由的部分（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产品），物力论的象征，他希望它會逐漸消退并取代毛澤東思想的最后的殘羹冷炙。像其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或他們的反對者稱之為「新右」的成員，他認為中國不可能自由，直到國有經濟解體，并且這個國家枯萎到主要保護物權的殘余體。

新右派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心臟。張維迎有一個最喜歡用來解釋這些改革的寓言。他告訴有關一個農村的故事，這個農村依賴馬來進行家務勞動。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的老者意識到依賴斑馬的鄰近的農村做得更好。因此，在利用了媽的優點多年之后，他們決定擁抱斑馬。僅有的障礙轉化為已經被洗腦幾十年的村民對馬的崇拜。這些老者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計劃。每個晚上，當這些村民睡著的時候，他們在白馬上漆上黑色條紋。當這些村民睡醒的時候，干部們提醒他們這些動物不是真的斑馬，只是一些裝飾了一些無害的斑紋的老馬。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后，村干部開始將涂漆的馬替換成真的斑馬。這些巨大的動物改變了這個村莊的命運，增加生產力和創造財富。僅在許多年之后，在所有的馬已經被替換為斑馬并且村莊已經從多年的繁榮受益之后的很長時間，老人們才召集市里面的人來宣稱他們的社區已經成為斑馬的村莊，并且斑馬是好的，而馬是不好的。

張維迎的故事是了解其在1984年首次提出的「雙軌制價格」理論一種方式。他說「雙軌制價格」可以讓政府從一個由官方定價的經濟體轉變為市場定價的經濟體，而不會公開拋棄其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或轉變為中央規劃中有既得利益的反對派中。在這種方法下，一些貨物和服務繼續以國家操控的價格出售，而其他則在市場價格出售。隨著時間的推移，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市場價格出售的貨物的比例在穩固地增加，幾乎所有的產品以市場價格出售。「雙軌制」方法是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結合成為實際，這使得中國的改革者能夠繞過障礙工作而不是和它們遭遇。

最出名的斑馬村莊是深圳。在上世紀70年代末，甚至是個毫不起眼的漁村，提供給不到千人的居民貧窮的生活。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它變成了張維迎及其同事正構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象征。由于其毗邻香港，鄧小平在1979年選擇深圳作為第一個「經濟特區」，給其領導人減稅的權限、不受管理規定的約束以及許可，來開辟新的市場理念。深圳改革的建筑師想要建立高科技工廠，能夠大規模生產附加值的商品在西方銷售。這樣的試驗區是通過劃撥這個國家巨大的儲蓄和出口得來的外匯資助的。沿海區域吸引了數目龐大來自農村的工人，使城市的工資水平降低。并且這個體制是放任地將財富自然地從富人流到窮人，而不是有意識地重新分配。鄧小平敏銳地斷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堅持認為不同地區必須「開小灶」而不是將他們的資源放在一起吃「大鍋飯」。結果，東部省份個改革者允許從貧窮的內陸地區脫離出來并遙遙領先。

但今天體制背后的經濟學家，如張維迎，他們的生活變得日益艱難。在從爭論西方引入理念的最佳時期30年之后，中國已經轉變為反對新右。民意測驗顯示他們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團體。公眾對改革的代價的憂慮不斷增加，改革導致失業（laid-off，官方稱為下崗）工人的抗議和非法拆遷和拖欠工資的擔憂。并且，市場的理念正被新左挑戰，新左主張更溫和形式的資本主義。理念的戰爭在國家對市場；沿海對內陸省份；城鎮對農村；富人對窮人之間對立起來。

汪暉是新左的領導者之一，新左是個松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通過在一些雜志如《讀書》上發表文章日益抓住公眾情緒并緩和政治爭吵的語調。汪暉是文獻而不是政治的學生，但他因在1989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游行中的角色被政治化了。正如那個時代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他是市場潛能的堅定的信徒。但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后，汪暉離開了，到山區去并躲藏了兩年，開始了解農民和工人。他在那的經歷使他懷疑無節制的自由市場并使他堅信國家必須在防止不平等上起到作用。在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流亡期間，汪暉的理念得到進一步發展，但像許多其他的新左思想家，他也回到中國大陸，并在著名的清華大學執教。去年，我在北京的「思想者咖啡」遇見他，這是一個明亮和通風的休憩場所，有著舒適的沙發和新鮮濃郁的咖啡。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古典的公共知識分子：短發、穿著意見褐色夾克和黑色的圓高領毛衣。但汪暉不是生活在一個象牙塔中。他寫報道揭露當地的腐敗現象并幫助工人自己組織起來反對非法的私有化。他的群體是「新的」，因為不像「老左」，它支持市場改革。這是左派，因為不像「新右」，它擔憂不平等：「中國搖擺于被誤導的社會主義和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的兩個極端，并受害於兩者最壞的元素，我贊同將這個國家的方向朝向市場改革，但中國的發展必須更加平衡。我們一定不能夠給 GDP 增長全部的優先權，而排除工人權利和環境」

這種新左的哲學是中國相對富裕起來的一種產物。既然市場趨勢經濟增長，他們問對財富應該做些什么。它應該繼續積累在精英的雙手上，或中國應該推進一種使所有的公民都受益的發展模式嗎？他們想發展一種中國模式的社會民主。正如汪暉所說：「我們不能指望這個國家用德國或北歐的模式。我們是個如此巨大的國家，國家可能得為那種福利承擔巨額開支。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制度創新。王紹光【政治經濟學家】主張低價的保健。崔之元【政治理論家】主張改革財產權給工人在他們工作的公司一種說法。胡鞍鋼【經濟學家】主張綠色發展。」

北京權力的平衡正微妙地轉向左派。在2005年年末，胡錦濤和溫家寶出臺了「十一五計劃」，這是他們的「和諧社會」的藍圖。這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時代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增長不被描述為中國國家的高于一切的目標。相反，他們主張引入一個福利的國家，承諾養老金、失業救濟金、医疗保險和产假的基金以每年20%的增加。對于中國農村地區，他們承諾結束乱摊派的税收并改善医疗和教育。他們也保證將能源消耗減少20%。

十一五計劃是新的中國模式的模板。在新右那里，仍然保持著永久性試驗法的理念——一種漸進改革過程而非休克療法。并且，它接受市場將驅使經濟增長。在新左那里，關注不平等和環境并要求可以和競爭聯姻的新制度。

在2007年二月，胡錦濤驕傲地宣稱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特區，完成了出口補貼、稅收減免和公路、鐵路和航運的投資的常規結合。然而，這個經濟特區是在非洲的心臟，在贊比亞的銅礦帶。中國通過建立一系列由鐵路、公路和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航道連接的工業集散中心，將其增長模式移植到非洲大陸。贊比亞將成為中國的「金屬集散中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铜、钴、钻石、锡和铀。第二個區將在毛里求斯，提供中國一個「貿易集散中心」，將給中國進入東非和南非20個成員國，自利比亞延伸到津巴布韋的共同市場提個40個經濟優惠條件，以及進入印度洋和南非市場。第三個區是「航運集散中心」，將可能是在坦桑尼亞的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和佛得角群島競爭其他兩處地方。正如東歐通過競爭加入歐盟而被改變，我們可以見到非洲通過競爭吸引中國的投資而轉變。

在其建立這些區域的同時，北京正著手在狂歡的、危機交錯的非洲大陸建立新的公路和鐵路，投資遠遠超過舊的殖民國家曾經做過的。此外，中國的出現正改變經濟發展的規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曾經為政府官員和選舉的領導人中驅散對上帝的恐懼，但現在他們得求著甚至是非洲最窮的國家聽他們的嘮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花了多年的時間同安哥拉政府談判一個透明協議，結果在2004年原定簽署該協議之前的幾個小時，盧旺達當局不再對這筆錢有興趣了：他們已經從中國獲得2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這樣的故事在這塊大陸上不斷重復，從乍得到尼日利亞、蘇丹到阿爾及利亞、埃塞俄比亞和烏干達到津巴布韋。

但是，中國模式的擴張已經遠遠超出中國投資者目標區域。從中等收入和貧窮的國家，從伊朗到埃及，安哥拉到贊比亞，哈薩克斯坦到俄羅斯，印度到越南和巴西到委內瑞拉的研究團隊已經周旋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周圍以在北京的經驗中尋找教訓。知識分子如張維迎和胡鞍鋼已經被要求對他們進行培訓。幾十個國家正在照搬北京的國家驅動的發展，使用公共資金和外國投資來建立資金密集型工業。一些經濟特區的復制品在全球各地一股腦地建立起來，世界銀行估計在120個國家進行著超過3000個項目。全球化本來是意味著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但中國顯示了國有資本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因為自由市場觀念已經傳播到全球，自由民主也隨之在各地覺醒。但對于北京當局來說，對自由民主沒有任何憐憫之心的。中國知識分子最令人驚訝的一個特征是，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要求選舉的「民主」知識分子已經改變了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姿態。

俞可平就是政治改革的張維迎。他是個迅速升起的明星和胡錦濤主席的非正式顧問。他管理一家研究所，該所部分大學性質，部分智庫性質，而部分是政府改革的管理咨詢所。當他談及這個國家的政治未來，他經常用經濟學領域做個直接的類比。但我最后一次在北京遇見他的時候，他對我說，一夜間的政治改革對中國的破壞和經濟上的「休克療法」是一樣嚴重的。相反，他已經提出民主循序漸進的理念，由成功的草根試驗開始，自下而上。他希望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提倡民主，然后擴大到社會的其余部分。正如允許沿海地區「先富起來」，俞可平認為可以通過黨內選舉使黨員「首先得到民主」。

沿海地區從自然經濟優勢中受益，如毗鄰香港、粵語和交通聯系，俞可平看到了黨員的優勢，如較高水平的教育和良好的談吐，這使他們成為天然的民主先鋒。更甚之，他能指出這種場面的例子。在他的建議之下，我在2006年訪問了四川省一個叫平昌的縣城，那里允許黨員選舉出鎮黨委書記。長期來說，民主可以擴大到黨內高層，包括最高級別的職位的競選。他在黨內民主的觀點的邏輯結論可能是將共產黨分裂為不同的派系，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競爭以獲得支持。可以想象，非正式的新左和新右群體有一天將甚至成為黨內的正式黨派。如果共產黨是個國家，它的7000萬黨員將使其比英國還要大。然而，很難想象偏僻、貧窮的平昌縣會成為大都市如上海、北京或深圳的一個模式。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其他2860個縣都沒有跟隨這樣的先例。

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質問選舉的實用性。潘維，北京大學冉冉升起的明星，在第一次與我會面的時候嚴厲斥責了我過于關注草根民主的試驗。「四川的試驗是行不通的」，他說，「當地的領導人有自己的政治目標：他們想要出名。但這種試驗是不成功的。事實上，四川是個民眾抗議最多的一個地方。很少有其他的地方愿意效仿它。」

中國的思想家認為所有的先進的民主國家正面臨著一個政治危機：參加選舉的人在減少，政治領導人的信仰下降，政黨失去黨員并且民粹主義在上升。他們研究西方領導人是如何越過政黨的負責人的途徑，并開拓新的技術如投票選舉、民意調查或「公民陪審團」來了解這些人。西方仍然有多黨選舉，作為政治過程的中心部分，但已經補充了新的類型的考慮。根據新的政治思想家的看法，中國將會在其他方面有所作為：使用差額選舉但做公共咨詢，專家會議和調查作為決策的中心部分。這種理念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政治科學家房寧簡潔地描述。他將西方的民主比喻為一個固定菜單的餐館，在那顧客可以選擇廚師的身份，但沒有說選擇哪個碟子來做菜。中國的民主，從另一方面說，總是涉及相同的廚師——共產黨，但可以「按菜單點菜」來選擇端上哪種政策菜肴。

重慶市是個擁有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這很少有西方人聽說的。它坐落于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的山嶺中，試圖成為知識分子如潘維和房寧的理念的活生生的實驗室。市政府已經根據對個人、電視和網絡上做聽證進行所有重要的管理。最讓當局感到驕傲的是輕軌的票價聽證，可以看到費用從 15 元降到 2 元。這種試驗正在被中國的其他城市效仿。但更有意思的試驗是在溫嶺市的小鎮澤國進行，它使用一種新的「協商投票」來決定主要的開支決定。斯坦福大學一個叫 James Fishkin 的政治科學家的想法，追溯到雅典民主的理想（參見“The thinking voter”，Prospect 2004年5月）。它涉及了隨機選擇的人口樣本，并在要求他們在議題上投票之前將他們引入和專家咨詢的過程。澤國鎮使用這種技術來決定如何開支 4 千萬圓（287萬歐元）的公共建設工程預算。到目前為止，這樣的試驗僅有一次，但 Fishkin 和中國的政治科學家何包鋼相信「審議民主」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一個模板。

當局當然看起來愿意試驗所有種類的政治創新。在澤國，他們甚至通過關注群體引入一種形式的政府。但指引政治改革的主要標準看起來是它必須不威脅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一個更加響應的集權主義形式的政府能夠演變為一個合法和穩定的形式的政府嗎？

從長遠角度說，中國的一黨專政會垮臺的。 然而，在中期階段，這種統治好像在發展日益復雜的技術來延長其存活和對不滿先發制人。中國已經通過證明極權統治可以帶來經濟增長改變了全球化的討論期限。在未來，審議專制的模式能證明一黨專政國家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大眾合法性。并且如果中國公眾咨詢的試驗起作用，全球的專制將會在一個全球化和大眾通信的時代允許一黨專政國家生存的模式下振作起來。

中國在西方的學者爭論這個國家是否積極推動專制或是否僅僅是在一心一意地追求國家利益。任何一種情況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極權主義冠軍。壓力集團人權觀察抱怨，「中國增長外國援助項目給先前依賴于那些堅持人權進步的獨裁者創造了更多選擇」。

然而，中國對國家政治的侵襲不應該減少為其對非洲獨裁者的支持。它試圖在世界舞臺上重新定義力量的含義。事實上，測量 CNP（綜合國力）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的旋轉木馬。每一個主要外交政策智庫已經建議其自己的指數對每一國家的國力——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來給出一個數值。并且在全球化和普世準則的時代，有關中國戰略家最令人吃驚的事情是，他們不知羞恥地關注「國力」。重新從世界經濟力量、公司甚至是個人那裏重新取回統治權是中國人世界觀的中心。

杨毅是個軍人，海軍少將并且是中國最重要的軍事智庫的領導。他是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最強硬的家伙之一，但他在力量上的理念遠遠超出了最新的武器系統的評估。他認為美國已經通過采取在國際關系中的「道德高度」在中國的周圍形成「戰略包圍」。每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堅持其外交方面的權利、現代化其軍隊或和其他國家建立關系，美國認為這是一種威脅。楊毅抱怨，并且世界的其他國家過于經常把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領導者：「美國在制定和修改國際游戲規則有最終裁判權。他們已經主宰了國際的話語權，美國說，「只有我們可以這樣做，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中國外交政策圈子中的一個噱頭的詞語是「軟權力」。這個觀點是美國政治科學家Joseph Nye在1990年發明，但在北京推廣的熱情遠比華盛頓特區要高漲。在2006年4月，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會議探討「中國夢」——中國對美國夢的回應。這是個將人民共和國和三個強大的理念聯系在一起的嘗試：經濟發展、政治主權和國際法。美國外交家談論政體改變，他們的中國同行則談論尊重主權和文明的多樣性。美國外交政策采用制裁和孤立來阻遏其政治對手，中國則無附加條件提供援助和貿易。美國喜歡將自己的喜好強加到不情愿的盟友身上，而中國至少表面上有聆聽其他國家的優點。

但是，當所有的中國思想家想要加強國力，而他們在他們國家的長期目標上有分歧。從一方面說，自由國際主義者如鄭必堅喜歡談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如何加入世界；適應國際體系并學會對國際秩序做積極貢獻。在最近的幾年里，北京已經通過六方會談解決朝鮮核歐盟、俄羅斯和美國解決伊朗問題；在2005年的蒙特利爾國際會議上對氣候變化采取妥協姿態；派遣四千名維和人員參與聯合國任務。甚至在一些和西方不一致的議題上，如人道主義干預，中國的姿態正變得有略微差別的。當西方干預科索沃，北京以其違背「不干預原則」為理由反對。在伊拉克問題上，它棄權。而且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盡管背景仍和蘇丹政府保持緊密聯系，在2006年最終對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委任托管投票。

從另一方面說，中國的「新保守派（neocons）」或者他們可以稱為「新共產主義者（neo-comms）」，如楊毅及其同事閻學通公開討論他們正使用現代的思維幫助中國實現古代的夢想。他們的長期目標是看到中國回復到偉大國力的狀態。像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閻學通曾經研究了古代思想。他說：「最近我讀了所有古代中國學者寫的這些書，發現這些人很聰明，他們的觀念和最現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更中肯」。最令他感興趣的是古代中國學者兩種秩序之間所做的區別：「王」和「霸」。「王」體制是以統治的超級力量為中心，但其首位是基于良好的政府而非強制或領土擴張。而「霸」體制正相反，它是一種經典的霸權體制，最強大的國家強加其規則在其周邊的國家。閻學通解釋了在古時候中國是如何運用兩種體制的：「在亚洲，我们中国有个「王」體制。在此之外，在處理「蠻夷」的時候，我們有個「霸」體制。這很像今天的美國，它在西方俱樂部采取一種「王」體制，在這里它不采用軍事力量或采用雙重標準。然而，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是霸權主義的，使用軍事力量或采用雙重標準。根據閻學通的說法，中國想要變得更強大將有兩個選項。「他可能變成西方「王」體制的一部分。但這意味著改變其政治體制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中國的其他的選項是建立其自己的體制王」。

自由國際主義者和新共產主義者之間的緊張時毛澤東時代資產階級和革命性的外交政策的變異，接下來的一些年頭里，中國將必然資產階級化。它已經決定有所保留地加入全球經濟體及其制度中。它的目標是加強他們來約束美國并保證中國發展的一個和平的環境。但長期來說，一些中國人希望建立一個中國設想的全球秩序。這種理念是要在改變基本的事實時避免沖突。正如他們在制定國內政策，他們希望其他的現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如在非洲，中國的價值觀和規範越來越決定事件的過程而不是西方的。

西方的創造歐盟和北約，是由主權國家的共同利益限定的而非出于保護目的，可能將有一天會發現處于胚胎期的東亞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成為他們的對手。通過這些組織，中國使其鄰國對其和平意圖感到放心并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將美國排除在外。前美國官員 Susan Shirk 在二戰后中國和她的國家的多邊外交之間畫一條平行線：「通過將自己和國際規則和政權約束，美國成功地建立了霸權秩序」。

聯合國也正成為中國世界觀的放大器。不像俄羅斯，后者和妄自尊大者毫無二致，正享受著其公然挫敗美國和歐盟的計劃的能力，中國傾向于作出一個妥協的姿態。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盡管中國反對軍事行動，它讓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帶頭反對它。在2005年當在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討論中，中國鼓勵非洲國家要求他們自己的席位，有效地扼殺了日本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意圖。同樣，北京也愿意讓伊斯蘭國家組織帶頭弱化新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這種外交策略已經起效，導致美國的影響力很大下降：在1995年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得到50.6%的選票；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僅有23.6%。在人權上，結果更加富有戲劇性：中國的得票率從43%沖到82%，而美國則由57%降到22%。紐約時報的聯合國通訊記者 James Traub 說：「這是不言而喻的，聯合國僅在美國允許的范圍內起作用」。「這格言將很快適用于中國」。

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更敏感的話題上的爭論將會在智庫、記者和大學中以及互聯網上繼續爭執不休。中國思想家將會繼續扮演著知識分子喜鵲的角色，采取西方的觀念來滿足他們的目的并有選擇性地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中獲取。隨著中國的全球足跡壯大，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變得對張維迎和汪暉，俞可平和潘維，閻學通和鄭必堅的理念熟悉；這和我們與在過去幾十年裡，從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主義經濟學家到911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戰略家的那些美國思想家一樣熟悉。

中國并不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而言開放的社會。 但出現了更加自由的政治討論，大批西方留學的學生回國和龐大的國際事件如奧運會正在使其變得更是如此。并且它是如此巨大，如此務實并是如此難以成功，因此它的領導人一直在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做事。他們使用經濟特區來檢驗市場哲學。現在他們正在檢驗一千種其他的理念，從審議民主的區域聯盟。在社會試驗的實驗室中，一種新的世界觀出現，這將有天會具體成為一種被承認的中國模式——一種替代的、非西方的路徑來讓世界的其他地方跟隨。

THE end

（到此完）

AMOIIST

2008年3月18日星期二

中國新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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