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來領養烈士子弟，周恩來謙讓，對戰友們說：「你們先挑吧」。結果大家把聰明伶俐的都領走了，就剩下傻忽忽的李月月鳥。2.
一人因大罵李月月鳥（當時是總理）是個笨蛋被判重刑。他激憤地質問何罪之有？答曰：「你犯了洩漏國家機密罪」。3.
李月月鳥與歌唱家和舞蹈家在美國海關被截了下來，因為他們都沒帶護照，不能證明身份。歌唱家靈機一動，當場放開歌喉來了一段詠歎調。專業水準，肯定是歌唱家，海關官員馬上放行。舞蹈家見狀也即興舞了一段，當然也是放行。李月月鳥作難了，「我什麼也不會呀」！人家一聽也毫不猶豫地讓他過，並說：「這就對了，李月月鳥確實什麼都不會」。
從我接觸輿情監控的各級辦事人員來看，人家根本就認為所有事情盡在掌握，從來沒有害怕過什麼，他讓你刪東西只是因為“有人”不高興，別以為你跟他鬥兩下嘴就代表你能調戲他。這位朋友說的不無道理，有關部門下令刪帖或找人喝茶完全不是因為害怕，用最近流行的民族主義巨作《中國不高興》的說法，而是因為上頭有人不高興、惱羞成 怒，所以才奉旨和諧。确实如此，讓我們自己理智地想想，一個空前絕後強大的集權政府，掌握著所有的資源，絕對控制著政府機關、司法部門和軍隊的政權，没有 害怕你的三言兩語嗎？曾經和網警或國保大隊有過接觸的人想必瞭解，這幫人有可能會低聲下氣請求當事人不要再批評政府嗎？相反，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會 用命令的口吻甚至威脅的手段要求當事人就範。另外，人們普遍有一種誤區，就是那些秘密警察在調查的時候，往往不會向當事人出示證件，就認為這是他們害怕承 擔責任或是擔心將來被清算。就我對輿情部門、五毛黨、網絡警察和國保大隊等等當代中國諸多秘密力量的觀察，很多人是基本上屬於厚顏無恥的類型。他們不出示 自己的證件，是因為覺得這種行為根本就是天經地義的，無需任何理由，不用為當事人負責，他們自認為本身就代表了法律與行政的權威，所以肆無忌憚。其實他們 自己也清楚，在奉旨和諧的那一刻，他們不是一個人在戰鬥，政府、宣傳部、網評員和五毛黨猶如靈魂附體，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中國某位深具影響力的人權活動 人士的妻子曾經透露，在她住處附近監視她的某位國保人員曾經就毫無廉恥地對她說自己是黨的一條狗，黨要他看誰就看誰，氣焰囂張，完全不顧後果。所以，中國 政府不管是GFW也好，內容審查也好，“反低俗”運動也好，其精神實質是執政黨“不高興”，而非恐懼、害怕。
美國的《大觀》（Parade）雜志每年都會根據根據美國國務院、人權團體“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記者無國界等組織的資料和評選出年度的世界十大最壞的獨裁者，今年也不例外。縱觀歷年的全球十大最壞的獨裁者名單，永遠是那幾個拜把子兄弟，清一色來自自稱人權狀況比美國好五倍的國家，只不過排名上每年略有變換而已，整體上沒有太大變化。而且，近年來一直有一個中國人上榜，足以光宗耀祖，門楣生輝，為13億中國人掙足了面子，不辱偉大的社會主義。在今年推出的榜單上，還是那幾個網友熟悉的名字。今年推出的名單上，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由去年的第六位急竄到第一位，取代了朝鮮的太陽金正日，而後者因為健康狀況沒有辦法囂張，只能屈居第三。名次保持不變的是蘇丹總統巴希爾，去年和今年都排名第二，倒霉這位哥們的姓氏首字母是B，所以是不折不扣的2B。其他幾位大家或多或少都熟悉，就不介紹了。Age: 66愛國青年們，趕快行動起來，抵制 Parade 雜志。
In power since: 2002
Last year's rank: 5
Hu Jintao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s by promising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Instead, Hu tightene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speech and religion. Repression of Tibetans and other minorities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issidents can be held in “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camps for up to four years without trial.
U.S. link: In September, China passed Japan as America’s #1 foreign creditor. In 2008, we imported about $340 billion worth of goods from China.
我們曾經和一個在宣傳部工作過的朋友就基層選舉的種種亂象交流了看法。對方認為民主在中國不可行，其結果會導致中國發生動亂，爲了證明這一點，他列舉了基層選舉特別是農村領導幹部選舉的種種混亂現象，如氾濫成災的賄選、暴力事件等等。在農村長大，我對農村的選舉是有所了解的，賄選是眾所周知的現象。農村幹部的選舉并不能選舉出有能力的幹部，往往是那些在當地有錢有勢的人把持了選舉，利用村民貪小便宜的心理，向村民承諾如果把選票投給他，就會得到一定的好處。據我了解，這些覬覦村幹部的競爭者對村民的承諾有實物形式的，也有貨幣形式的，越是富裕的、“油水多”的農村，給村民的“實惠”可能也就越多，比如說某村候選人答應每個選他的人一個裝有50塊錢的紅包；而在其他相對富裕的村莊，我曾耳聞候選人明目張膽地用貨車拉一整車的啤酒，只要村民選他就發一箱啤酒和一個數額相對較大的紅包。說到這裡，對方有些發怒了，說：“都選出什麽屁兒”，他特地在屁兒上加重了語氣以表達自己的憤怒。當然，基層選舉混亂是個不爭的事實，但對方把這種現象歸結于“西方民主不適於中國”確是有待斟酌。在一個專制的國度，出現了民主選舉這種新鮮的事物，在此過程中出現任何波折，不能證明民主不適應這個國家。最近看了楊小凱先生文集，其中他在與墨爾本CCW電視臺的訪談中的一段對話，對我的啓發很大。
當然從台灣來看，中華民國憲法也有這種民主主義，它與憲政主義有較大差距，但與共產黨的憲法相比有它的先進性。例如國民黨在1950年逃到臺灣後一直都在搞地方選舉，以後較大的舉措表現在執政黨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離，在中國大陸鄧小平進行的改革初期提到過黨政分離的問題，但一直沒有實施，而臺灣國民党的財政和中華民國的財政在80年代初期就完成了徹底的分離，而且政黨輪換後又逐漸形成了執政黨不能直接從事商業活動等規則，這對臺灣的發展是相當有利 的。而中國則不同，長期以來黨政不分，這主要源于中國人受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和誤解，中國人始終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實這不一定是正確的，正如我們知道現在的資本主義存在好資本主義和壞資本主義的區分，壞資本主義如南美洲，西班牙儘管也實行自由市場，但卻存在官商勾結，而好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 美國、澳洲等，官商存在建設性衝突但不勾結，這是因為憲政制度、政治制度的原因，而不是源於經濟基礎。比如美國制度限制每人政治捐款數額，不准大公司搞政 治捐款，就是防止金錢操縱政治的壞資本主義。因此經濟基礎並不一定決定上層建築，南美這些國家就是一大例證。
中國與台灣相比有以下差距：（1）中國的地方選舉無法與台灣相比；（2）執政黨的財政和政府財政一直沒有分開，而這種分開是憲政出現的一個必要條件；（3）中國沒有政黨制、政黨自由，政黨"輪替"也就無從談起，現在中國國內提出黨內改革優先，而臺灣的教訓則說明若沒有"政黨輪替"，國民黨內部的改 革是不可能成功的，為此臺灣才選擇了"政黨輪替"。由此看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我認為最大的差距則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因為中國始終不瞭解 從國民黨-共產黨一直都是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這一條意識形態的主線，它與英美意識形態的主線是背離的，這兩大意識形態的差別是很大的。英美法系是普通法 系，它是人民立法不是政府立法，而從中國到蘇聯都是成文法，它是政府立法，正如我們講的依法治國，這意味著政府立法的權利不受制約。而普通法則是老百姓打 官司、吵架吵出來的習慣法，是較為公正的。法國是在英國的壓力下被迫改變制度，而這種法國大陸法的傳統在制度上有一些類似英美的思想意識，法國實行的是依法制國，但不是法治，法治意味著可以告法律，經過適當司法程式有可能推翻政府立的成文法，因而政府立法的權力受到制約；這種制約本來在英美法系的國家有， 如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最高法院等。大陸國家在競爭壓力下被迫搞憲法法庭，以此可以推翻令人不滿意的某種法律，而不是推翻某個政府官員，由此可見大陸法正逐漸向英美體系靠近。
楊小凱先生比較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下的選舉的區別，國民黨統治下的選舉比共產黨統治下的選舉有相當的優越性。在這比較中，我們不難找到台灣民主選舉和中國大陸的基層民主的差異之處，及中國基層選舉混亂的根源。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情況下，地方選舉也是搞得有聲有色。有人用如下的一段文字來講述講述了台灣的民主歷程。
臺灣的民主是以選舉為濫觴，1946年即臺灣回歸中華民國的第二年，就辦了臺灣第一次選舉，民眾直接選出鄉、鎮、區代表，再由代表選縣、市議員，再選省議員，再選國政參議員。俟後政府遷台，陸續舉辦選舉，包括裏長、鄉鎮市長、代表、縣市長、議員、立法委員、 國大代表，最後1996年完成總統直選。
作為家長制專制的國家和地區，這裡包括了韓國和台灣，都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末走向民主，他們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即使是處於專制階段，這兩個地區都存在地方選舉，而且代表不同利益的組織和社團的勢力很大，才有可能對執政黨造成巨大壓力，從而推動民主的進程。在我看來，台灣在戒嚴之前地方官員選舉雖然談不上政黨輪替的選舉，但要比現今的中國基層選舉更為成熟些，加上共產黨武力威脅的危機感，台灣地方官員的責任心要比中國大陸的官員強許多，有著寬闊的國際視野，貪污比較少見，這些條件保證了台灣相對良好的政治環境，促進了經濟飛速發展。可見中國基層選舉的混亂本身不是民主造成，補充楊小凱先生之觀點，除了國民黨在台灣逐漸走向財政黨政分離之外，還有相對先進的官員財產登記的規定，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貪污賄賂的發生。而中國則不然，不但沒有明確的財產登記制度，而且黨政不分，基本上無助於防止貪污、以權謀私的發生，加上多數人被政黨排除在選舉之外，造成了農民對選舉的冷漠，對選舉的公正性漠不關心，這一點被地方上有權有勢者利用，混亂的局面由此形成。
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像對方對民主選舉那樣失望，我對選舉的看法仍然比對方陽光，儘管這種選舉可能存在各種醜陋的現象，離真正的選舉還有十分長遠的距離，但仍然不乏比過去進步的元素。至少農民知道他們手中的選票某些可見價值，他們知道選票可以從候選人身上得到好處，而且和過去相比，村幹部的任命也需要“合法的”途徑才行。儘管選舉是種形式，但形式也要執行，而不是過去完完全全的暗箱操作。在這一點上講，我個人覺得要比之前進步了一些。
後來對方堅持說中國的政治不能照搬西方之路，民主只會讓中國人內耗。如果宣傳部是用“虛耗”、“內耗”等這樣的字眼來教育他們的宣傳人員的話，我真的相信宣傳部確實是個英雄進去狗熊出來的單位。最後，我們的談話顯然是以不歡而散而告終。
79歲的吳殿元和77歲的王秀英在她們的原住房於2001年被強制拆遷後，就一直不斷上訪。另一家反華媒體紐約時報， 報道寫得更為仔細。我對兩位古稀老人的遭遇感到十分同情與關注，這樣的兩個老人，一為眼睛不好使，另一位得拄拐杖才能行走，如何能夠挺得過未來一年的勞 教。但是，我從來對這樣的事情不感到吃驚，近年來因言論、爭取個人利益而失去自由的人全部是弱者，高耀潔，年逾古稀；陳光誠，盲人律師；黃琦，高位截癱等 等，中國的這套法律永遠只是用在對弱者施暴。另外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我黨，設立這樣一個示威區，既可以掩人耳目，又可以把自動找上門來的搗亂分子一網打 盡，一箭雙雕，不可謂不陰險毒辣。
吳殿元的兒子李學惠接受BBC中文部採訪時敘述了事情的經過。他表示，兩位老太太從8月5日至8月18日期間，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申請到新設的"集會遊行示威場所"進行遊行示威，共計申請5次。
但是這些申請無一得到當局批准或拒絕的答复。兩人於8月5日申請遊行當天還被公安局留置盤問10個小時。
李學惠說，8月17日中午，吳殿元和王秀英同時收到北京市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的"勞動教養決定書"。
紐約時報和BBC插圖
很 明顯，紐約時報和BBC對圖片做了部分裁剪，在下圖中我們不能看到身後警察的全貌，而在美國之音的配圖中卻是一覽無餘，烘托了緊張的氣氛。還記得三月份美 國一家專門報道我黨代表大會的共產主義新聞臺CNN（Communist News Network），因把一張圖片做了部分裁剪而被我愛國青年一致的鄙視嗎？就是因為那張被剪裁的圖片，於是一個叫anti-cnn.com的網站建立起來 了，網民們用充滿暴力的語言要求外國媒體報道要公正。如果按照批判CNN的這種標準，對比這兩張圖片，愛國青年應該感謝紐約時報和BBC，還是去像鄙視 CNN那樣建一個anti-voa.com的網站來維護黨國的名譽？
美國之音插圖
有朋友近日問我如何去紀念六·四，我的回答是重新看一遍韓國電影《華麗的休假》。為此我把自己關在屋裏，關上燈，營造黑暗肅殺的氣氛，然後打開這個兩個多月前就下載好的這部影片。再次深深感受到其壓抑的氣氛，透不過氣來，看到畫面出現軍隊屠殺自己的人民的場景時，我的眼淚不禁就下來了，到最後我已經泣不成聲的。
《華麗的休假》這部電影的歷史背景是韓國上世紀80年代震驚世界的「光州起義」，該片在去年下半年在韓國上映，獲得巨大的成功。這樣政治敏感性題材的電影很能讓中國人想起19年前在天安門前發生的一些場景，偉正光的政權絕對不允許民眾反思的，註定是不能夠被引進國內，但擋不住網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獲得這部電影的熱情。我手頭上的版本的畫面清晰，配有中文字幕，對理解這部電影有很大的幫助。這部片子有諸多缺陷，比如細節把握的不夠，有些商業片所有的煽情、娛樂的味道，比如說呆頭呆腦的計程車司機和一個小混混喧鬧出場，這兩個歡喜冤家居然一同戰鬥到最後一刻，然而這一切並不能抹殺該片的思想價值，而且不可能要求一部電影做得面面俱到。
時光倒流到上個世紀的80年代，除了日本，整個亞洲都是黑暗的，韓國、台灣是如此，中國就更不用提了。直到看這部電影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韓國也曾經發生同樣的事件，曾經很愚蠢地以為韓國在朝鮮戰爭之後就已經民主化。影片開始於某個淩晨，大批全副武裝的士兵登上飛機，長官告訴他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向敵人復仇的時候終於到了。這些士兵本以為是北部的朝鮮作戰，結果其中有士兵在機艙舷窗發現太陽在左邊，才意識到飛機完南飛，而自己要對付的是本國國民。「太陽從左邊升起」，這句臺詞相當精彩，奠定了整個片子的基調。而此時，畫面切換到光州，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人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危險的到來。一幅小市民的生活畫卷由此展開，市井混混、司機、退休軍人、牧師、護士各色人等紛紛呈現。
5月18日在光州，1500名學生開始示威，全鬥煥派韓國軍特戰司空輸部隊展開武力鎮壓行動﹐傘兵自半空中尚未著地即持自動武器朝地面掃射群眾，幾十名群眾死亡。這是該片的歷史背景，影片用一對平凡的兄弟的悲劇反映了韓國人民追求民主所付出血的代價。而影片也還原了歷史的原貌，士兵肆意掃射抗議的民眾，一個青年揮舞著國旗，結果被軍隊當眾射殺。軍隊的暴行激起民眾的不滿，更多人加入抗議者的隊伍之中，退役軍官樸興洙也站了出來，對軍隊的頭子說：「你知道什麼比槍的力量更強大嗎？人民！」。 原本只想過平凡生活的計程車司機民宇，生性懦弱，但在弟弟被士兵槍殺之後憤然沖擊軍火庫，很多光州的居民開始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家園。在這樣的事件中，許多小人物也被卷進政治的漩渦，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如果你是個小市民。很有可能站在抗議的民眾這邊；而如果是個士兵，卻難以違抗上頭的命令不向老百姓開槍。19年前的中國大概也是這樣子，那些從非常偏遠地方調來的士兵可能開始以為自己派往南方和國民黨一戰，最終發現自己往北走去對付自己的人民，不管他們願不願意都得像民眾開槍。假若未來有人製作有關題材的電影時，「太陽從右邊升起」是句不錯的臺詞。在這種情形下，比較公平的較量是百姓也拿起武器同獨裁對抗。顯然民眾的武裝不能和正規軍對抗，但他們的流血並沒有白費，換來了韓國今天的民主。
這部電影可以喚醒人們正在遺忘的記憶，在台灣，人們會把它與二二八事件相聯系，在中國大陸，人們會聯想起19年前天安門前發生同樣的一幕。但是對我這樣的80後來說，根本不可能有記憶。19年前，在那個事件之後的3個月，我才踏進了與北京相隔兩千多公里的南方某偏遠鄉村小學的校門，對我來說那年平凡不過了。學校的教育體系也不可能告訴學生曾經發生過這種事件，只有在高中的時候，才開始知道十幾年前北京發生的慘案。網絡改變了資訊的傳播方式，互聯網的存在讓我知道太多我本「不應該」知道的事情，包括六四，我對整個民運歷史的瞭解超出了人們對我這代人的期望。在大學裏邊，我受到太多境外「反動媒體」的誘惑，漸漸瞭解了這場學生運動的全貌，獲得了一些記憶，深刻在腦海中揮之不去。
現在看來，1980年的韓國與1989年的中國並無不同。看這部電影，可以得到一個道理，自由和民主不是自己找上門來的，而是民眾努力爭取的結果，在這條路上肯定有人會付出鮮血的代價，放之四海，這是普遍的規律。獨裁者永遠不會知道比槍更強大的是人民，屠殺人民等於在挖掘自己的墳墓，而獨裁者又錯誤地高估自己的道德高度，為自己的暴行尋找正當的理由。軍事獨裁政府把光州起義者定性為「暴亂分子」，片中的主角民宇本來向軍隊投降或許能夠獲得一條生路，在聽到軍方用擴音器稱他為「暴亂分子」時，壓抑不住內心的怒火，拒絕投降，最後死在軍隊的毒辣的子彈中。19年前，偉正光何嘗不是稱呼當年的學生「反革命分子」呢？影片又竭力挖掘獨裁政府的陰險、狡猾和毒辣，有一幅場景是我們不能忘記的：當民眾上街遊行的時候，軍政府用直升機通過擴音器向民眾嚎叫說政府可以妥善解決民眾的要求，請他們回家，而正當民眾以為這是一場民意的勝利，向軍隊做鬼臉，豎中指的時候，殊不知等待他們的是死亡，軍隊開始向興高采烈的人群開火。獨裁政府是多麼的言而無信，根本沒有道義可言的。影片的壓抑、血腥的一面本身和華麗、休假根本對不上號，而「華麗的休假」這樣漂亮的字眼居然是獨裁政府屠殺民眾的行動的代號，把屠殺的行為竟然是一場華麗的休假！
我不明白為何我們和韓國人，不同的兩個民族，卻有如此相似的經歷，都經歷了屠殺，一個國家曾經辦過奧運會，另一個國家即將舉辦奧運會，而結果走向完全相反的道路。為得到平反，韓國人等了13年，罪魁禍首得到歷史的宣判，而我們已經等了19年，並且遙遙無期；光州「518」民主運動敲響了韓國軍人獨裁統治的喪鐘，加速了民主政治的進程，在奧運會之後，韓國更加鞏固了民主並走向富強，而我並不能奢望2008奧運年成為中國政治生態的一道分水嶺。在這一點，被我們口口聲聲稱為「高麗棒子」的韓國人更有血性，也比我們更幸運。
假若您渴望自由、民主的話，請永遠記住這樣的日子，「請不要忘記我們」。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還它一個公道，我們絕對不是反革命分子。
簡短的假期之後，發現自己依舊那麼疲憊，很想多休息。原本想乘著五一放假回鄉下老家看望父母，也好遠離城市的喧囂，就在4月30號下班之後就往車站趕，可是就算我提早半個小時到火車站還是錯過了火車。車站方面根本沒有意料到那天會有如此多的民眾會趕在下班結束後湧進車站，而車站的入口本來就十分狹窄，突如其來的人流把入口擠得水泄不通，等我進了站內發現已經晚了十分鐘。那好吧，就留在廈門，等我從車站出來的時候發現那裏退票的隊伍比買票的長，全都是趕不上這趟車的。
不過留在廈門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在五一這天到家樂福看愛國青年的抵制運動。但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卻異乎平靜，根本沒有聽到任何抵制的消息，然道是他們忘記了自己的使命？由於網絡封鎖，我查不到關於抵制的任何消息，於是就不去理會了。等到下午，答應朋友去南普陀寺燒香拜佛，在返回的路途中經過蓮阪的家樂福。那時將近下午五點，我看到家樂福所在的商業城門前停了整齊的一排警車，出現一大批員警，於是就下車看個究竟。在通往家樂福的過道上擁擠不堪，賣衣服的小販被擠到一旁，表情有些無奈。那些員警時不時地往外趕人，根本擠不進去，只能聽到他們喊口號的聲音，我只好繞到二樓往樓下看。抗議的人群比我想像的要少，只有二十幾個人左右，員警的人數壓過他們，使得抗議者有些拘謹，那天到家樂福的員警人數估計一下大約有50人左右。抗議者高喊「抵制家樂福」、「支持奧運」等等口號，只要一停歇，旁邊的觀眾就喝彩、歡呼，我拍了幾張照片就匆匆離去。
如何看待抵制家樂福呢？抵制與否其實是公民的自由，西方的有些領導人既然說要抵制奧運會，中國人抵制家樂福、麥當勞等等為何不可呢？我不參與這樣的抵制活動，同時也拒絕將這種行動和愛國聯繫在一起。我特別反感有人說不抵制家樂福就是對國家的不關心，憑什麽在家樂福門前揮兩下旗子、喊幾聲口號就比我愛國呢？你說我冷漠，那你關心膠濟鐵路車禍的死難者以及20幾個死於病毒感染的阜陽兒童嗎？我看很多人也就只能做一些討官方芳心的事情，替一些弱勢群體打抱不平唯恐避之不及。
曾幾何時，我突然發現在MSN好友列表裏的許多好友在自己的簽名檔里加上一顆閃亮的紅心和CHINA。正當我納悶的時候，就有好友發消息說，在自己的MSN簽名之前加上(L) CHINA，讓西方瞧瞧中國人的團結和愛國。於是我明白了，4月17日或18日原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愛國日」。但我還不明白，只要在自己的簽名前邊加上(L) CHINA就能證明中國人團結和愛國嗎？關於團結，那為何我在車站還是看到國人還是搶著擠上車，互不謙讓？關於愛國，但為何要在美帝開發的即時聊天工具MSN上表示呢？居然用美帝的東西，明擺著崇洋媚外，這可是這些愛國者宣佈的第一條不可饒恕的罪狀，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他們解釋說，MSN是全球通用的IM工具，利用它來表示愛國可以讓更多外國人看見。就算我能夠理解這一層意思，但我看到那些掛滿紅心加CHINA（媽的，這居然不是漢字）的截圖裡邊幾乎清一色的中國人，鮮有外國人，不要說那個沒有掛紅心的叫Peter的人是個老外，其實明明就是我嘛。試想，像我們這樣一個閉塞的國度，視西方的價值觀如洪水猛獸，究竟有幾個中國人數量可觀的外國好友。既然沒有多少外國觀眾，那我要問這場愛國主義秀到底要給誰看？考慮到此，我就將給我發此消息的人拖到腦殘哪一類別，直到其把(L) CHINA去掉。
我很佩服國人在愛國主義方面的造詣，居然當真以為在MSN簽名上掛紅心就能顯示中國人的團結和愛國熱情，讓西方勢力聞風喪膽，就像江湖術士貼幾道靈符就能驅妖除魔。不曾有國家玩過這樣的遊戲，中國算是第一個，我深刻感受到我們國家的奇人異士太多了。這樣的故事沒有完，有人居然說我們強大了，他們害怕了。他們還當真相信自己的愛國紅心把西方的邪神給打發走了，結果讓韓寒一頓嘲笑。西方會害怕嗎？其實不然，西方的自由民族敢於對納粹勢力英勇抵抗，難道會恐懼幾個愛國術士的紅心大法。反而，這場盛大的愛國主義秀在第一時間上了西方的各種媒體，被定性為民族主義情緒，西方再次見到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度愚昧和無知的一面。無獨有偶，還有愛國青年抬出偉大詩人李白，說詩仙曾經寫過一首藏頭露尾的詩，罵的是「法國去死，家樂福亡」。不管這首詩是不是有辱詩人的智商，愛國青年堅信愛國主義是有傳統的，一千年前的愛國詩人李白先生就知道今天有個國家叫「法國」，有個超市叫「家樂福」，可是他為什麼不能預知昔日對大唐虎視眈眈的吐蕃（Tibet）今天叫西藏。我知道人死了不能復生，但人可以說鬼話。
同樣，我也討厭別人要求我轉發抵制家樂福的消息，從這些消息的字面看來是鼓勵我去打、砸、搶，雖然本人沒有政府頒發的良民證，但也不至於會缺德到在家樂福裏邊讓工作人員殺魚，然後仍在一旁，或是把冷凍產品從冷櫃拿出放在購物車，然後走人等等高明的主意。我估摸如果不轉這樣的消息或不在家樂福這樣做就是不愛國的表現，我選擇了不愛國。抗議活動最初開始於並不是一些沿海的發達城市，而是昆明、武漢和合肥。在昆明，愛國青年向反對抵制的人扔礦泉水瓶。對于武漢，我有點反封建的武昌起義是在那裏打響的，愛國青年說家樂福把中國國旗降半旗，侮辱了中國人。如果你用大腦而不是用屁股思考，很容易理解家樂福肯定不會在這種關鍵時刻犯錯誤，而且幾年來都沒有先例，怎會偏偏在這種時候出現這種情況激怒中國人。愛國青年才不願意認真的思考，就湧進家樂福超市。後來有人反映說是有人故意把旗子降到一半然後嫁禍給家樂福，也有人說是乘人家升旗的過程中抓拍，然後貼在網上。對於合肥，憤怒的青年在家樂福門前把荷蘭國旗當法國國旗給燒了，出了洋相。不可否認，安徽確實是個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地方，但沒有必要培養政治家、思想家從娃娃抓起，可我聽說那裏有老師帶著小學生去抵制家樂福。那些娃啊，有的可能還不滿十歲，等他們長大成人後，一定會記得人生的第一堂政治課是在家樂福門前上的。我個人覺得安徽人首要的任務還是先努力把省內的經濟搞上去，還要多想想為阜陽的那些不幸的兒童做點什麼，畢竟阜陽已經成為中國陽光最照不到的地方，並不光彩。 愛國青年要是真有種的話，就要像一位香港的傳媒人的話說：「要是有種的，便身體力行：汽車不用標緻(Peugeot)、手袋不買LV，繼而在天安門廣場來個誓師大會，對著燈火發誓，永不再到巴黎春天百貨「掃貨」、一生不往法國旅遊、絕跡於羅浮宮和巴黎鐵塔，再來個滴血為盟 - 這才是真的有種」。
有人反駁我說家樂福超市只是中國幾萬家超市的一小部分，抵制了家樂福，其員工可以消耗到其他的超市中去，同時也能壯大國內品牌。若論數量，家樂福連鎖超市的數量的確不算什麼，但論產值誰是其敵手。假如這個超市巨頭的崩潰，不是僅其一家企業的垮塌，而是整個產業鏈的崩潰。另一方面靠抵制外資企業未見得能夠壯大民族品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本土品牌是通過抵制外來品牌而成長的。反而，香港這樣的貿易自由的地方催生了不少的品牌。抵制外企是種消極的運動，助長了國內企業的一些弊端，使其更加怠惰，最終走向僵化。因為沒有競爭的世界，根本找不到改革的動力和借鑒的地方。假設家樂福真的被掃地出門，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國人還是選擇購物環境較好的外資超市，如沃爾瑪、麥德龍等等國際大型超市，這些大型的超市扮演了競爭的角色，缺了家樂福這樣的巨頭，受損失的肯定是消費者和國內的製造商。令狐補充講了一件趣事，講的是他的愛國鑒定中心親歷記。在這個群組裏邊，令狐先生表態不抵制家樂福，因為這家超市的國貨比國產超市還多，結果被人炮轟說他假愛國。接著作者提到上世紀30年代抵制日貨，經濟學家千家駒調查後發現，抵制後日貨進口更多了。這種實證精神還得到了胡適的讚賞。作者的意思是，抵制沒准會變成替法國貨促銷，表面上愛國貨，結果成了愛國蠢貨。瞬間，千家駒和胡適成了漢奸，他立馬被憤怒的管理員踢了出來。2005年，發生了抵制日貨的抗議行動，當時我還在學校裏邊，到現在我沒有發現身邊的日貨並沒有減少的嫌疑，反而是身邊越來越多日貨。不難意料，在這次事件之後，家樂福的業績可能會增加。家樂福在廈門的業績慘淡，即使被成功抵制了而國內的超市如果不改善購物環境的話，多數的市民還是會去國際連鎖超市購物而不是國內的，如沃爾瑪、好又多等等，相信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越來越注重購物的體驗。如果一味抵制，我們國家不可能有強大到我們的商品在其他的國家像愛國青年抵制日貨那樣被抵制的那一天。
抵制家樂福的活動就這樣不尷不尬過去了，有關部門又扮紅臉，又扮黑臉，態度曖昧；而愛國者如狗，可以利用的時候被利用，不可利用的時候就被拋棄。我覺得抵制家樂福的結束並不是抵制行為藝術的終結。相反，只要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和國民劣根性不做任何改變，各種各樣的抵制不會有盡頭。五嶽散人曾經用很刻薄的話說對抵制家樂福憤青基本是腦袋裏可以養金魚的物種，結果有一幫憤青要求其對自己的言論進行道歉。一開始覺得五嶽散人的話有些過激，於是我又去了一趟anti-cnn.com，發現那裏那麼多的身殘志堅的人士，我就開始為五嶽散人辯護了。五嶽散人用腦袋裏可以養金魚來形容某些人的愚蠢，但我覺得腦袋可以養金魚說明在他們進水的腦袋裏，水至少還是活動著；而有些人的腦袋裏邊就跟死水一般，甚至是掉落一片樹葉也會驚起一片漣漪，神經充分緊張而思想卻不活躍，一根筋盲目沖動。所以，有些那樣的憤青腦袋裏能養金魚，而有些養不了。有些中國人很可愛，平時就是個什麼都不是的人物，不知道對那些受傷害的弱勢群體有多冷漠，用盡各種手段整別人獲取利益，在恰當的時候又要求別人與其所謂的「槍口一致對外」。當我知道柏楊辭世的消息，我明白了中國人實際上依舊的醜陋。
其實，那天從車站出來，我有些失落，自己趕不上愛國主義的列車也就算了，但錯失了這趟故鄉的列車卻是一種遺憾。火車站前已經擁擠不堪，擠滿了焦急等待回鄉車票的可憐人，看來即使我能夠改簽另外一趟車也只能以一種極不舒服的姿勢顯示我對家鄉的熱愛。我給母親打了個電話說自己沒上火車，她說如果沒有座位票就不要勞累回家。也許韓寒說的對母親是母親，祖國是祖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母親永遠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太勉強，而祖國，…… 愛國主義的列車總是滿滿當當的，可恨的是這列車只能幾年才能有一趟，早上去的人能夠得到很好的位置，晚點只能非常不舒服，甚至比豬狗還不如，擠在沙丁魚罐頭般擁擠的車廂聞別人的臭氣，滿臉是別人的唾沫。所以，愛國小將們以後一定得趁早，首先把anti-us.com，anti-japan和anti-world等等功能變數名稱注冊下，等待著哪個國家對我國發難，就將矛頭指向他們，說不定前途無量。
在某個論壇上，一批網民在彼此爭論，板磚橫飛，激戰正酣。一方罵對方是“漢奸”，另一方就回罵說，“你才是漢奸，你們全家都是漢奸”，突然有個人說我不是漢族的，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引起我的思考。
在 我的理解裏邊，“漢奸”這個詞已經失去原有的意義，僅是有些人用來定位那些和官方的聲音不同的人士的一種通稱。可是我國不是有56個民族的國家嗎？如果通 說漢奸，有些少數民族的異見人士就不樂意了，我都不是你們漢族，如何說“漢奸”，本身就是對他們的不尊重，而且也有大漢民族主義情緒。看來是某些人不夠理 解我黨對少數民族的關懷政策，當他們要拿帽子扣別人的時候怎能如此不尊重少數民族同胞的感受呢？因此，我設想對於被“愛國者”不容的人士，是藏族的叫藏 奸；蒙古族的叫蒙古奸；滿族的叫滿奸，以此類推。很幸運，中國沒有個叫強族的民族，否則某些人士會被叫“強奸”，別人還以為他是專門搞婦女工作的。我有個 少數民族朋友，傣族，立場大概也可以稱作“某奸”來著，有些人喜歡讀白字把“傣”讀成“太”。當我告訴他這套高明的方案，他就不太樂意了，說什麼自己的男 人貨色俱全，居然可能被稱作“太監（奸）”，可是我也很無奈，總不能叫你“漢奸”吧。當56個民族的名稱的“族”字用“奸”替代之後，就會發現其中很熱 鬧，就會出現諸如“莊奸”、“白奸”等等，精彩紛呈同時也讓人啼笑皆非。不過這有什麼不可能的呢？一個昨天還戴上民族英雄的光環，可就在轉眼間又成了“漢 奸”、“身殘加腦殘”，這就是英勇保護奧運火炬的殘疾運動員金晶的遭遇，假設這樣的純潔的女孩都能成為很多人齊聲討伐的所謂“漢奸”，那離全民皆“奸”的 那一天並不遙遠。
其實，我並不關心其回國之後加諸於其身的各種各樣的光環，但很擔心如果她手中的火炬被奪走，結果會怎樣？這不可想像。搶 火炬的歹徒看到金晶身體上的劣勢，便以為有機可乘，但萬萬沒想到她是如此剛強之人，終究不能得逞。我可不可以做個很不恰當的假設，萬一員警制止不夠及時， 火炬到了歹徒的手裏，國內的人們會如何對待她，肯定不會讓他好過，會被罵的狗血淋頭。金晶一方面保護了火炬，另一方面又保護了她自己以免受到各種攻擊。但 另外一個女孩可能沒有如此幸運，假如不在美國申請政治避難的話，結果難以想像。
一個年僅二十一歲的杜克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王千源現在已然 站在爭論的風頭浪尖，她的照片出現在國內的大小論壇上，額頭被打上“漢奸”和“賣國賊”的標志；她被無良的媒體CCTV稱為最醜陋的留學生；她被國內的很 大部分人士聲討，甚至有人揚言要全球通緝並追殺她；她的父母所有的資訊全部被人公開，為人恐嚇。王千源到底是一種事件，還是一種現象，這很難說。但我很佩 服她的勇氣，更佩服她如此年輕的年紀有如此的想法，能有這樣的政治理念在中國恐怕無第二人，能想到別人不敢想的事情，這就是她難能可貴之處，至少比平庸的 28歲的廳級幹部張輝更有政治才華。就中國整個民族的個性和這個國家機器的特質來講，她也明白自己的舉動會給她帶來什麼樣的後果，肯定會受到國內民眾最猛 烈的攻擊和國家機器慘無人道的抨擊。
當“愛國主義”的病毒散開時，很多人完全失去了方向，任其發展。人們對她的咒罵的火力遠遠超過了民國 時期對汪精衛的批判，誠然她沒有出賣國家半點利益，只是發表個人的見解。有一種非常愚蠢的觀點說，王千源的所為是為了投入美國懷抱、拿美國綠卡，可是多數 人不知道杜克大學在全美綜合性大學排名前十左右，出自這樣的名校想留在美國工作拿到綠卡根本沒有問題。她何苦與13億人民為敵（自己又一次被別人代表 了），然後拿綠卡，這是多麼得不償失。西藏的問題困擾中國半個世紀，而官方總是按自己的套路一成不變，王千源所提出的將西藏和香港等同的地位的設想未嘗不 是一個好辦法。
我覺得必要立即建一座文革的歷史博物館，讓我們和子孫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論和行為，好不再犯錯誤。當我們在使用那些讓人 心驚肉跳的詞語如“一小撮”、“別有用心”、“反華勢力”……等等之類那個時代泛濫的用語時可以在這個博物館裏邊認真反省一下，是不是會使我們的面目變得 醜陋。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在它面前不斷地反思，我們會知道自己的善惡美醜，就會注意自己的言行，讓自己更文明一些。也許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博物 館，或是因為官方根本沒有認真地反思，導致在宣傳的手段還停留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個國家的宣傳機器瘋狂地啟動，想要把這個良善的女孩置於死地，我 不禁毛骨悚然。
事實上，在中國的歷史上，真正做“漢奸”的人很少，在整個中國歷史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原因是很少人不愛自己的祖國，倒是 被整成漢奸的人不計其數，看看文革的歷史。在吃愛國主義飯的這條道路上，人來人往，絡繹不絕（和菜頭語）。被釘在歷史恥辱柱的“漢奸”都是出自統治集團並 與國家的利益有直接的關系，如汪精衛，常人很難有機會得到“漢奸”的機會，因為普通民眾根本不可能將最根本的利益出賣，就是汪精衛平時也大談特談愛國主義 的大道理。誰是真正的漢奸，點擊這個鏈接也許可以有所收獲。
CNN 的主持人卡蒂夫形容五十年來的中國人都是“暴民和呆子”，顯然是不能讓中國人接受的，後來CNN又說他說的“暴民和呆子”是指中國政府而不是中國人民，加 上看到國內網民的表現，我部分原諒了他。如果政府不是“暴民和呆子”，那如何有那麼多人不問青紅皂白要追殺王千源並威脅其父母的生命安全，也許很多人並不 知道王千源到底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那些聲討、攻擊的言語十分殘暴、不堪入目，那些人一下子把自己的原始的本性暴露出來。居然有一幫人為達到打擊的目的可 以不折手段，炮製了所謂的其父的“道歉信”，甚至有人還去他父母的家門前扣屎盆子，這是君子所為嗎？如果這不算是暴民所為，我很難將其行為和有良好教養的 人士聯系在一起。
“僅只防禦官府的暴虐還不夠；對於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的暴虐，對於社會要借行政處罰 以外的辦法來把它自己的觀念和行事當作行為準則來強加於所見不同的人，以束縛任何與它的方式不相協調的個性的發展，甚至，假如可能的話，阻止這種個性的形 成，從而迫使一切人物都按照它自己的模型來裁剪他們自己的這種趨勢——對於這些，也都需要加以防禦。”（P5）
約 翰·密爾在其偉大的政論著作《論自由》中做過這樣的論述。王千源這樣的一個弱女子，對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來說，猶如滄海之一粟，明顯處於弱勢。國內普遍的 觀點認為她是個“漢奸”，而鮮有支持的聲音，對於這樣得勢輿論和得勢感想，再有千百個王千源也抵不過眾口鑠金。當年批鬥劉少奇、彭德懷的時候，也是如此， 眾多無知的民眾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悲劇。我不太明白平日裏一些善良的民眾為何會在這種情況下變得如此狂躁，面目猙獰，暴戾不次於市井的狂徒，仿佛與王同學有 不共戴天之仇，非得把她抽筋扒皮、碎屍萬段不可。多數人喜歡見到這種暴虐施加於其他人，而絲毫沒有考慮假設這樣的暴虐有天可能施加於自己身上。這種現象不 僅反映在漢族中少數人處於語言弱勢的人群受到來自無數鷙鷹的攻擊，從另一方面說，少數民族也面臨著面對多數漢人面前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的窘境。
歷 史是面鏡子，將來我們的後代看我們的時候，定會認為我們這時代的人們是多麼愚蠢可笑以及反動。對于很多同胞，假如王羲之、張旭、柳公權等大書法家能夠重生 的話，真應該讓他們用行書、草書、魏碑等奮力給你們寫個非常漂亮的、碩大的“卒”，然後貼在自己身上不舍丟棄並將它傳給子孫。仔細琢磨，你會知道我所說的 意思吧。
What's your attitude when you heard of that some immigrants will abandon the citizenship of your native country, and burn or tear the passports or something which indicates the relation to the nation of them? Do you think they are disloyal to your country? Bill, you are from Canada, and the following story which I will tell has relation with your country, so I hope you can make a reply after you read this post.
I came across a website today, which called for the Chinese Canadians to destroy everything they got when swore under the Canadian flag: “I swear (or affirm)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Her Majesty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Queen of Canada, Her Heirs and Successors” . The organizer who registered the domain backtoourmotherland.com (independent IP, by someone who called Peter Lee) and developed the web page campaigned that the Canadian Chinese should collectively give up the Canadian citizenship. It writes in the campaign the Canada government always implement the policy which is hostile to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name of human rights. The Prime Minister Mr. Harper met with Dalai Lama and supported independency of Tibet, and now refuses to present the Olympic ceremony which represents the peace of world. The CBC which represents the leading media and social opinions takes the advantage of Olympic Torch relay to smear their deeply loved motherl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they can no longer tolerate it. Therefore, they will set up a Action Committee for Coming Back to Motherland responsible for calling on the Chinese to abandon the Canadian citizenship and permanent habitatio. The red characters say (click the picture to see more clear snapshot or the link above to see the original page):
We are angry, because we deeply love the land where we were raised;
We protest, because we can no longer tolerate the vicious slander and vilification;
We act, because we want to show the dignity and courage of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to the whole world!
Come on! Give up your Canadian citizenship and tear the green cards.
Come on! Go back to the embrace of our motherland!
It's quite nonsense. Does Canada invade China, or treat badly towards Chinese? If Chinese can get a better life in China and enjoy the freedom there, why should they give up their life there. Moreover, they have sworn to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to the nation where they live in. I have seen many strange phenomena happened on the oversea Chinese, they possess the Green Cards of the nations where they live, but hold Chinese flag and sing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some are overreacted when the foreign media criticize Chinese government. If you own dual citizenship, it's forgivable. However, the Communist Party doesn't recognize dual citizenship. This reaction doesn't show loyalty to immigrated nation. Is there a word in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moral life called "disloyalty"? I don't agree. Honest and loyalty are still the main values in Chinese life. To my fellow Chinese who support this action, please try to replace China with Canada and vice versa, what's your feeling? If some people immigrate from Canada and get the passports of China, but they tear the passports, ID cards, etc., do you think they are loyal to our country?
Compared with the people who live in China, they can get more information than those in China. What about the human rights and progress of democracy, they know better.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y learn about what is the need to Chinese society. They don't need to defend for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done, especially on the issues of human rights. But China is still a poor country, only quite a few families can afford the expensive cost of study and living in the developed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Canada. A majority of people who can get access to these countries are in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privileged class; they are sons and daughters of high officials and rich entrepreneurs, if they go back to China, they can still have quite good life and step into the queue high officials with the resources of their parents. There was a guy told a story: a guy went to New Zealand and robbed there, finally was deported; after he came back to China, the guy could still earned a post in a large state-owned company due to his parents' energy. They ten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rather than the patriotism sentiment towards their motherland. There are few real patriots, after all a majority of Chinese have received so called "wolf milk" education, which makes many people take nationalism equal to patriotism.
The patriots, welcome to come back, but please consider carefully before you loss freedom again. Actually, our nation needs such kinds of people who master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new concepts which are helpful to China , but I also hope the ruling party will give them more freedom.
PS: Modified on April 26
There are two interesting posts from Black and White Cat and Mutant Palm, you can also visit Hecaitou and Lian Yue.
三月中旬在西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這樣的小打小鬧根本難不了黨的，三下五除二就把那里擺平了。這樣的事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了，政府部門收拾了殘局，一切等待西方的記者到西藏依照他們安排好的路線進行采訪。現在，人們關注的焦點不是那里發生的事件及其造成的影響，還有如何去彌補這樣的傷痕，而是在熱烈地討論媒體道德和媒體素養，更是挑戰西方媒體的權威，一場信息的戰爭悄然打響。在一個新聞尚不自由的國度，談論如此超前的問題，而且討論得如此有興致，確實相當趣味。這一群中國人或是向西方媒體討回公道，抑或是維護自己的面子上的光彩，我不得而知。在我看來，其實這看起來就像一群媒體的學生倒教訓他們老師該怎么做新聞的鬧劇，真正實質性的東西一點都沒有被考慮，比如反思我們對西藏到底了解多少，以后該如何解決問題。
這件事該從何說起呢？ 還是應該從左邊的這張圖開始說吧，在出現騷亂的那會兒，不知道是誰在CNN上的網站上發現一張圖片，說是右邊的部分被裁掉了。于是，就激起了這個國家極度敏感的神經，有人做了個網址anti-cnn.com的網站，專門列舉西方媒體報道的一些錯誤，出發點本來很不錯，但我不喜歡其中的文革式的語言，讓我很反感，光看網站首頁一些文字我就倒了胃口，不想進去了。我從來不相信這些詞語是來自一個理性的人士的想法。到底CNN有沒有剪裁這張照片，貓窩在他的blog上有獨到的分析，可見其“CNN 到底是如何裁剪图片的”。（后來知道貓窩居然是GCD黨員，要是GCD多有一些像他會思考的黨員的話，它就不會被很多民眾咬牙切齒了。）首先CNN所用的圖片是來自全球最大的圖片供應商Getty Images的網站，并不是CNN的記者自己拍攝的，版權屬于AFP/Getty Images（附Getty Images的版權聲明：Getty Images reserves the right to pursue unauthorized users of this image or clip. If you violate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you may be liable for: actual damages, loss of income, and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this image or clip, and, where appropriate, the costs of collection and/or statutory damages up to $150,000 (USD).）。
按照貓窩的指示，我搜索到使用同一描述（Tibetans throw stones at army vehicles as a car burns on a street in the capital of Lhasa.）的三張圖片，截圖放在右邊，可以點擊這里看清細節。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謂『CNN用圖』和『裁掉的部分』實際上是兩張圖片，分別是最后一張和中間一張。不知道誰能給我解釋一下這種現象，因為我沒看到CNN用那張圖片的緣由的出處（為了配合網站的版面，引起爭議的照片需要予以修剪，也因此無法保留整張照片的圖像，即不能同時保留焚燒的汽車及示威者），而且我還想問引用別人的照片可以隨便修改嗎？現在這篇報道已經被和諧了，而通過其他的手段訪問該網站可以看到，已經把圖片換過來了（請注意圖片下的小字），另外還添了一張很暴力的圖片，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既然CNN已經把圖片換了過來，不知道那些人會不會覺得滿意了嗎？
該網站的站長在其網站的入口頁面的標題上這樣寫著，“We Just Want the Truth! Anti-CNN.com, Anti-BBC.com, Anti-VOA.com”。可是，一方面政府嚴密封鎖信息，境外的媒體的報道又缺乏真實性，我們哪里去了解事實的真相，也許真相就是我們永遠不知道真相。想知道真相其實很簡單，只要官方不封鎖消息，不控制輿論，我相信肯定會真相大白的。難道你反CNN、BBC或VOA，還有RFA就可以知道真相了嗎？顯然，這種邏輯很愚蠢。不過，這樣的網站肯定會很火，因為它迎合了非常多缺乏精神食糧的人士的精神需要，要知道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什么都要『反』的國度，就是不允許反『共』。有個哥們在MSN上的簽名檔這樣寫著，『支持一下anti-cnn.com，打破西方对媒体的垄断！』，還有一位朋友在QQ說，『西方媒體走下神壇』。我覺得西方的媒體從來都不是神，也從來沒有神圣性，媒體本身就有很多偏見更嚴重有誤導的作用，用難聽的話說媒體會『搞』你，可以看看《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被骗了：媒体是如何搞你的》（via 土摩托，這哥們沒商量甚至列舉了《搞你没商量－中国媒体搞人十法》）。關鍵是你要有足夠的判斷力，看一件事情應該從正反兩方面入手，而不是單純聽信一面之辭，被媒體給左右你的觀點。
先不談國外媒體是如何歪曲報道，我們來看看國內的媒體是否客觀嗎？不見得，我們只能聽到來自官方的聲音，本身只有一種聲音就已經不可能是客觀了。媒體在中國的功用，說好聽一點是國情的需要，每個輿論都有一定的導向。比如說左側的這一張圖（来自與G共舞）是網易新聞的評論，八成是跟反『台獨』有关，在之前反對的投票有一個，之后反而變為零，十分蹊蹺，明顯輿論導向和新聞審查在起作用。政府的權利就像人民給統治者的一份契約，向人民承擔一定的債務，當統治者欺騙民眾太多，怎么還都還不清，這信用也就缺失了。比如說，一個人欠債太多還不起債務，銀行可能再相信他的信用嗎？官方一直營造一種和諧的假象，用各種各樣的謊言欺騙百姓。所謂『和諧』，我目前增加了一層理解，那就是我們被精心安排在『和諧號』的列車上，看到窗外滿目瘡痍的世界，無從知曉其原因，也不能給予幫助，充當無聊的看客。政府就這樣完全喪失了公信力，說的話不僅外國人不相信，而且對國人都沒有說服力。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的立場只得到東南亞小國的新加坡的支持（很奇怪這次不是朝鮮領頭，新加坡真是中國的好朋友）。
在這里，我不是為西方的媒體幫腔，而是我大家被雙重愚弄了，還是保持沉默好些。民眾被夾在中西媒體的相互抹紅抹黑的口水站中，民眾根本不知道應該信誰。一方面，民眾可以從官方哪里得到的信息極少，按照慣常的做法來看，官方確實有意隱瞞實情；另一方面，西方媒體的實事報道也不能給民眾傳達正確的信息。中國民眾的悲哀就是被徹底地被雙重愚弄，一種是暗的，不容易察覺；一種是明的，一眼就看得出來，任何一方都不比另一方高尚。意識被強奸了，搞不明白還有什么意思到處嚷嚷。就像某個女人被強奸了，她到處向別人說自己被強奸的事實以博得別人的同情，而且描述的繪聲繪色，會得到別人的同情嗎？多數情況下，這樣的女人只能被別人當成『神經病』看待。口誅筆伐并不能解決實質的問題，而國人卻樂此不疲。網站上出現那些兇狠的字眼并不是很好的辯護，實際上是語境貧乏的一種表現，暴露了一張張非常原始、沒有受過教育的嘴臉。中國人的自由也許只能是在自己的國土上批評國外的媒體的道德，而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種種司空見慣的謊言卻視而不見。一句『做人不能太CNN了！』其實真正諷刺的不是CNN，而是CCTV，因為做人不能太……最初就來自這個『做人不能太CCTV』，間接說明『做人不能太CCTV』的說法已經被默認了，一巴掌響亮地打在官方媒體的臉上。一幫腦殘的人，看似有愛國主義情緒，結果連這樣謾罵的句子也要抄襲。而且中國人不能容忍海外媒體的報道，反而容忍踐踏人權的行為，豈非怪事。
通過這次教訓，西方世界應該明白中國是塊神奇的土地，在這里根本不可能斗得過黨的。西方媒體在國外叱詫風云，他們的輿論可以讓政府下臺，可能會使某個國家發生政變，左右整個國家的走向。不言而喻，西方的輿論在對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唯獨在和GCD的歷次交鋒中，從來就沒有勝績。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不管西方的媒體做任何的批評，它總是有辦法將那些威脅自己統治的言論和批評一一化解。這次的信息戰爭也不例外，它使很多中國人相信這次動亂實際上應該由西方媒體負責，而不是中國政府。這樣一來，國人的視線被巧妙地轉移了，而且還將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得一塌糊涂，果然是妙招。另外，他們還應該知道中國人的神經極度敏感，面子神圣不可侵犯的。膽敢冒犯，雖遠必罵。
反過來說，就我的觀察而言，應該提醒各位的是鎮壓永遠是專制國家的殺手锏，政治上的無能只能用武力來解決。在我們的國家，有抗議，必有沖突；有沖突，最終都是訴諸鎮壓解決。我很想知道相關部門能不能換一種玩法，不要血腥和暴力，或許民主是個很好的出路。出來混，遲早要還的，千萬不要欠老百姓太多，否則根本就還不清的。
Update: 我已經得到關于CNN對西藏報道的聲明（CNN statement on Tibet coverage）。針對中國網友對圖片的質疑，CNN聲稱反駁剪裁該圖片的說法，而這張圖片包含在圖片集中。
Tibetan riot has became quite a hot issue which was intensively discussed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based magazine Time made a top story titled as A Monk's Struggle for Da** La** and made him on THE cover. I don't want to make any comment on this issue, please just look yourself via this link. Maybe you can hear different voice from it.
以下轉載一篇來自泰晤士報的一篇報道，并不代表本人同意作者的立場。這篇報道反映了現在西方人在處理西藏問題和奧運會可能采取的一些手段，不得不讓國人深思。簡要地說一下作者表達的中心意思，首先作者將北京的奧運會和柏林奧運會比較起來，其不同點是柏林是在納粹執政之前就被選定為奧運會的舉辦點，而北京奧運會是中國宣傳的勝利并向全世界炫耀。文中還提到了，美國發起反對1980年的莫斯科的事件，還有斯皮爾伯格辭去藝術顧問職務的事件。對中國態度一貫強硬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熙是這樣說的：如果世界上熱愛自由的人民不敢大膽抗議中國和在西藏的中國人的話，我們失去了為人權辯護的所有道德權威（If freedom-lov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do not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Tibet, we have lost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on human rights）。北京，前途未卜。
From Timesonline
Michael Portillo
Adolf Hitler’s glee at exploiting the 1936 Berlin Olympics as a showcase for Nazism turned to fury when the black American athlete Jesse Owens won four gold medal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must by now be wondering whether staging the Games in Beijing will bring the regime more accolades than brickbats. 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as Confucius probably said.
In defence of the Olympic movement, Berlin had been selected before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No such excuse covers the decision to award the coveted prize to Beijing. In 1989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rushed the peaceful protests in Tiananmen Square as the world looked on in horror. China still secured the Olympics and a propaganda triumph and has looked forward to showing off to the world.
The authorities must have reflected that other governments are rarely brave enough to boycott the Olympics. The Berlin Games proceeded even though the Nazis had by then implemented the infamous Nuremberg laws that deprived German Jews of basic human rights.
Admittedly the Americans led a boycott of the 1980 Moscow Olympics because Soviet troops had stormed Afghanistan (Russian invasion bad, American invasion good). China knew that, short of marching into neighbouring territory, nothing it did would put its show at risk.
All the indicators suggested that China would be given a soft ride. When President Jiang Zemin visited Tony Blair in 1999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treated pro-Tibet demonstrators roughly. Double-decker buses were used to shield the protest from Jiang’s sensitive eyes. As Washington became embroiled in the scandals of Abu Ghraib, Guantanamo Bay and extraordinary rendition, not to mention the tremendous loss of civilian life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Premier Wen Jiabao, the prime minister, must have been confident that America would avoid dialogue on human rights.
In any case we are all in awe of China’s economic power. When Gordon Brown toured there last month, he talked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rime ministers loathe being asked to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that threaten to interrupt the smiles, handshakes and toasts by which the success of visits are measured. Brown probably limited himself to the vaguest urging of reform.
China’s economic sway is such that it has undermined US foreign policy with impunity. America aims to use its muscle to shape a world that embraces western valu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insists that government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reduce corruption as a condition for trade and ai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has extended the hand of friendship to gruesome regimes (including Sudan’s). Beijing’s requirement for natural resources is its only consideration. Maybe it has enjoyed thwarting America’s attempts to export its liberal values.
So China had every reason to expect a trouble-free Olympics that would show its best face to the world. In Berlin the anti-Jewish notices were taken down in the weeks preceding the Games. In Beijing the use of cars has been restricted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governments are not the only players. Steven Spielberg, the film director, withdrew as artistic adviser to the Games’ ceremonies, remarking that his conscience did not allow him to continue while “unspeakable crimes” were being committed in Darfur.
His decision has transformed the situation. In that moment the Beijing Olympics flipped from being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became a threat. China’s deep concern that the Games should be a success provides those who oppose its policies with a narrow window of opportunity. It delivers leverage both to domestic dissidents and to the outside world, unparalleled since Tiananmen.
With the news blackout imposed by China on the country’s interior we cannot know whether the Tibetan protests are opportunistically linked to the forthcoming Games. But the Olympics are a political factor and the situation is dynamic. 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turned disapprovingly on Chinese policies.
“If freedom-loving people throughout the world do not speak out against China and the Chinese in Tibet, we have lost all moral authority to speak out on human rights,” declared Nancy Pelosi, Speaker of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efore cheering crowds of Tibetans in northern India, where she had gone to meet the Dalai Lama. Such outbursts had not featured in China’s “script” for the Olympics.
Our prime minister, discovering the courage of others’ convictions, has said that he, too, would like to meet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David Cameron has congratulated him, so we have a new consensus. We have moved a long way since Blair claimed to have too many requests for meetings to find time to receive the Dalai Lama during his 2004 visit to Britain.
China failed to understand that politicians in democracies cannot predict what positions they will take. Spielberg’s démarche has changed everything for them. In a few weeks they have moved from avoiding anything that might offend Beijing to scrambling to be seen as pro-Tibetan. It scarcely matters whether the riots in Lhasa were, at least in part, brutal and racist, nor that such violence is in defiance of the Dalai Lama’s strictures and undermines his authority. The Tibet bandwagon is rolling and every democratic politician clamours for a place on board.
As western politicians are exposed as being powerless to avert economic downturn and as Iraq and Afghanistan smoulder on, heaping opprobrium on China offers an agreeable opportunity to divert attention from the politicians’ other woes.
The genie is out of the bottle and there is no predicting where this may end. All our politicians say that boycotting the Olympics is not on the cards. But that is for now. I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deteriorates, pressure will grow to use the Olympics as a weapon against Beijing. If China continues to thwart western journalists in their attempts to report dissent, the hostility of the world’s media can be guaranteed. However, if it allows events to be reported, the protesters will seize their chance.
Anyway, there is much that can be done short of a total boycott. The Olympic torch is to embark on a world tour, providing the occasion for Tibet and Darfur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When it arrives in London, I predict that the 2,000 police being mobilised that day will go easy on the demonstrators and no buses will block our view of them. Sir Trevor McDonald, scheduled to be a torch bearer, will surely face insistent calls to withdraw.
Mia Farrow, the actress, will front the protest when the torch passes through San Francisco. Barack Obama and Hillary Clinton must then consider how to garner support from those demonstrations in America’s most populous and perhaps most liberal state.
The unprecedented grandiosity of the torch’s itinerary must have looked great on the drawing board. In practice, Beijing has secured a rolling programme of antiChinese protest circling the globe.
If celebrity torch bearers are forced to pull out one by one, China will suffer daily public relations disasters. Nor does its recruitment of Spielberg, a spectacular coup at the time, look such a brilliant move now.
The ceremonies on which he was advising will provide the next focus. They can be shunned without disrupting the sporting events which supposedly are the point of the Olympics. Indeed, once the politicians have aligned themselves with Tibet and Darfur, what justification could they offer for allowing the regime to bask in global adulation?
When China bid for the Olympics it judged correctly that democratic politicians are pusillanimous. Given their hunger for Chinese contracts they would not let massacre in Darfur or torture in Tibet disrupt a good party. But Beijing failed to see that western statesmen are even more craven towards their celebrities and media.
Beijing’s other mistake was being too anxious for the Games to be a success. A man who wants something too much makes himself vulnerable. Surely Confucius said something of the sort.
作者資料：
Michael Portillo left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2005 after a 30-year career with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hich took him from MP for Enfield Southgate to transport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to the Cabinet, where he served as Treasury Secretary and Secretary of State for Defence. Since leaving politics he has written weekly for The Sunday Times and made a number of documentaries for BBC2
Taiwan 'is a beacon of democracy to Asia and the world.
台灣是亞洲和世界的民主的燈塔。
George W. Bush, US President
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
我有時候會佩服這個世界上的一些獨裁者和獨裁政權的勇氣，他們居然敢對人類最偉大的自由和民主事業發出嚴厲的挑戰，這些國家包括，朝鮮、伊朗、古巴等等，當然還有我生存了二十幾年的國度。當我翻開日歷時，赫然看到這一天是公元2008年3月22日。自由和民主的號角已經響徹全球一百多年，他們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早已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而有人居然冒著被后世人寫入歷史恥辱柱的危險，公然誣蔑、攻擊、詆毀自由和民主，該要用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并要頂多大的壓力才能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啊。從這意義上說，我相當欣賞中國共產黨，并向他們的領導人的勇敢致意。當然，這一切都是反話。
而同時也在這一天，我們的對岸——台灣及其人民在促進民主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們實行了光榮的使命投下神圣的一票。台灣大選聚焦了全球華人的目光，它不僅關系到2300萬台灣人的福祉，而且關系到兩岸的和平。而在媒體被控制的情況之下，黨刻意讓我們看到台灣民主選舉出現的所謂的亂象，造成人民對民主的恐懼。而這次台灣選舉的平和氣氛讓我們看到臺灣人民經過多年的民主實踐已經走向了理性和成熟，狠狠打了那些口口聲聲說華人社會不能實行民主的人士的丑惡嘴臉。事實上，從事物的發展規律來說，任何事物一開始不可能就完美的，台灣的民主進程也不可能再最初階段就很健全，肯定也是從懵懂、迷茫，然后摸索，直到最后走向理性和成熟。一連串的「奧步」使台灣人對政治產生恐懼，政客的互相攻擊也使民眾感到厭倦，一度讓我們這塊大陸上的人民對民主產生懷疑。不過我要說的是，某黨根本沒有資格去否定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他先把這個國家的國民所得超過3萬美元的時候，再去談論臺灣的民主化；超過10萬美元的時候，再去指責香港的自由經濟，肯定不會太遲，而且顯得有底氣。
得了嚴重感冒的我在打完羽毛球之后就關注台灣選舉開票結果。在線上我幾乎成了跟蹤競選結果的記者，不停地播報情況，甚至是他們的言論都實時記錄。我已經意識到選舉的結果已然不重要，能看到雙方的競選人如此的大度和紳士風度以及如此平和的選舉場面，能夠深刻感受到台灣人民經過民主的洗禮之后成長為成熟、理性，內心感到極度的自豪。我欲顛欲狂，整夜不能寐。我似乎感覺剎那間鴉雀無聲，周圍萬分寂靜。我耳邊缺乏往日的喧嘩，對就是當局的批評聲音，往常他們都會等著看選舉的好戲，借機說事，結果打錯了算盤。在這一刻間，我猛然感覺到一個龐然大物在民主面前止不住地顫抖。藍綠雙方的選民都很冷靜而理性，而且選舉也沒有出現「奧步」的現象，這一點讓國內的媒體感到很失望，不然他們又有口實了，說台灣的選舉有多么亂。這次他們大概沒話說了吧，只好去關注西藏事件。有人說，民主就是不適合中國人，中國人就是賤民，必須以獨裁治理。我無法同意這樣的觀點，這本身就是給人分等級，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的話，是不是意味著精英享受特權應該為大眾接受嗎？我們關心台灣選舉，是因為我們期望它能夠給我們的國家的體制改變帶來新的變化，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的漸漸被民眾所接受。
選舉的結果已然不重要，在上次的立委選舉中，國民黨以2/3的選票大獲全勝，民進黨一敗涂地，我想這次選舉已經沒有什么懸念了。果然，開票的結果已經公布，馬瀟比謝蘇多出二百萬票，這是絕對的勝利。我在台灣的熱門網站i'm.tv上看到與上次相似的場景。但其實對馬英九來說，接下來的四年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做不好，還是有可能四年后就下臺。對國民黨來說，肩上的擔子更重；對民進黨來說，要好好反思為何失敗，做好在野黨的本分。值得肯定的是，民進黨為台灣的民主進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實我并沒有偏愛哪一方，不管哪一方勝利，只要過程透明且和平，都是令人贊許的；如果這場選舉是民進黨獲勝的話，我同樣會為之感到欣慰的。這次選舉的結果不僅給台灣新的契機，給台灣帶來改變面貌的機會，而且也給這邊的人們一個提示，其實中國也能實行民主制度。馬英九的溫和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會緩解兩岸的緊張局勢，不敢說民進黨此次獲勝后，堅持獨立的路線，會給中共多大的借口甚至是引發戰爭的可能性。這次選舉結果出來，不僅這邊的老百姓普遍認同，甚至中共也是服服帖帖的。中國人對國民黨的認同實際上是對GCD一黨專政的強有力的諷刺，民眾對民主的呼聲應該會越來越高。對于正走在岔路口上的國家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比較肯定的答案。專制事實上已經不再有太多的市場了，我們也需要民族改革，而台灣大選就是一個很好的樣板。
我們應該為台灣民主喝彩，為自由和民主喝彩。
update: 我的估計沒錯的，GCD沒有看到奧步的現象，氣得鼻子都歪了。它的本質根本不會有變化，太恐懼失去統治地位了，又開始了新的一輪的精神控制。這次北京很尷尬，其實最希望臺灣選舉出現亂的場面的不是島內的某些政治勢力和一些有企圖的民眾，倒是GCD，它希望出現“奧步”的現象，可以趁機說民主不適合在中國執行。結果算盤打錯了，既然在選舉沒辦法像在雞蛋里邊挑出骨頭那樣，那么它就拿返聯、入聯公投說事，這兩個公投的投票率僅為35%多一些，就借題發揮說這么低的投票率就表明選舉的無效，并進而牽扯到選舉無效。現在很多人有這種想法，臺灣這次的民主選舉是不是讓那些說中國不能實行民主制的人士閉上嘴，可以看這篇文章，相當精彩。
還有我聽一個朋友說，聽到馬英九當選，他住家附近有人放鞭炮了。這是在2008年3月22日晚的廈門。
盡管世界對中國日益關注，但沒有人注意它的理念和產生這些理念的人們。 然而，中國有一群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理念证明是对對西方的自由主义霸权严肃的挑战。
作者：Mark Leonard
原文鏈接：China's new intelligentsia
翻譯：Peter Guo
Mark Leonard 是歐盟議會外國關系的執行主任。 他的書《中國在思考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已經出版了第四版。
我不會忘記 2003 年第一次到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的訪問。 我受到該院副院長王洛林以及黃平（音譯）的接待，王的祖父曾經將馬克思的《資本論》翻譯成中文，而黃過去曾經是一個紅衛兵。 坐在過于寬大的扶手椅上，我們呷著茶水并聽取介紹。 王洛林有禮貌并微笑地點頭，然后告訴我們科學院有 50 個研究中心，覆蓋了 260 個學科，擁有 4，000 全職的研究員。
在他這樣說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快要轉到寬大的扶手椅的縫隙中去： 英國的智庫以數百計，歐洲以少以千計；甚至美國的智庫天堂也不可能超過一萬。但在中國，一個研究所就有四千研究員，而北京有十幾個這樣的研究所或智庫。 無可否認，中國社會科學學院的人們認為很多研究員沒有真材實料，但在人數上就足夠了。
在這次旅途的開始，我就希望能夠得到有關中國的快速介紹、了解基本的情況，然后打道回府。 我曾經想象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由很多在共產黨或這個國家的頂級大學背后的堅定的理論家。 相反，我陷入了知識分子、智庫和活動人士的隱秘的世界，所有人都在激烈地討論他們國家的未來。 我馬上意識到應該對北京和上海做更多訪問以得到中國內部討論的規模和野心。 甚至在我的第一次旅行，我的頭腦就被——我將自己接下來的幾個年頭的人生放在致力于了解在我面前展開的活生生的歷史——這樣的想法占據。三年多來，我曾經和幾十位中國的思想家談話，觀察他們隨著這個國家驚人的變化而在觀念上的發展。 有些是黨員；有些是黨外人士，還有些人則是在和當局尷尬的關系中忍受痛苦。 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是局內人。 他們選擇在中國生活和工作，并因此要應付一黨專政的國家的反復無常的要求。
我們習慣了中國在世界經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但它也可以重新塑造我們關于政治和權力的理念嗎？ 這個中國知識分子覺醒的故事沒有很好地記錄下來。 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轉型和改變，但有多少人可以說出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或思想家的名字？ 在中國，黨內的論壇，以及大學、半獨立的智庫、期刊和互聯網上，盛行著有關這個國家方向的討論： 「新左」經濟學家同「新右」經濟學家爭論有關不平等；政治理論家爭論有關選舉和法律規章的相對重要性；而在外交政策領域，中國的新保守主義者同自由的國際主義者爭論大戰略。 中國思想家正試圖在競爭目標中協調，探索他們如何享受全球市場的利益而同時又能使其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免受創造性的破壞。 其他一些人試圖以「壁壘的世界（walled world）」的中國版來挑戰美國全球化的扁平世界。
自相矛盾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權力被中國專制的政治體制給放大了，在這里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的工會、政客之間沒有公共分歧，媒體的存在是為了加強社會控制而不是促進政治問責制。 如果僅因為其比正式的政治所能召集的任何事物更主觀、激進、感情用事，這個世界上的知識分子的討論可以變成政治的代言。 而事實上，這里沒有結束共產黨統治、西藏×獨立或天安門＃事件的自由討論，在主流報紙和學術期刊上關于中國的經濟模式，如何杜絕腐敗現象或處理外交政策問題如日本或朝鮮。 盡管互聯網受到警察的嚴密控制，討論比紙質媒體要自由得多（盡管最自由思想博客之一胡佳最近被逮捕了）。 關起門之后，學院派和思想者常常自由討論，甚至是有關最敏感的議題比如政治改革。 中國人喜歡討論是否是知識分子影響了決策者，還是決策者集團利用雇傭知識分子作為非正式的喉舌來促進自己的觀點。 無論是任何方式，這些討論已經變成政治過程的一部分，并用來作為將理念到位，而且可以為中國的決策者提供更多的選項。 例如，知識分子定期被要求到政治局的「学习班」做汇报；他们准备报告，而这些报告将写入黨的五年計劃；而且為政府白皮書提供建議。
因此，中國的知識階層是否变得更加开放和西化呢？ 他們討論的許多概念，當然包括共產主義自身，也都是西方的舶來品。 自從1978年起，有一百多萬的學生曾經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學習，很多是在西方，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独立思想的、西式的論述的出現；不到一半的人回到中國，但這個數目再增加。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在中国一个「知識分子」的形成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教育仍舊關注於國民生活的實踐性貢獻，盡管高等教育在急劇擴招（20% 左右的 18-30歲的年輕人在大學學習），教學方法仍然嚴重依賴死記硬背的學習。 另外，所有的這些人被嚴密監控著以防政治異見者，政治教育仍然是必修課。
張維迎有一件和古巴雪茄有关的事情。 当我到他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见他的时候，我看見在六個Cohiba（古巴雪茄頂級品牌，譯者注）在他的桌子上壘得高高的。 雪茄盒子，价值是一个中国农民的年收入的好几倍，是西方自由的部分（虽然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产品），物力论的象征，他希望它會逐漸消退并取代毛澤東思想的最后的殘羹冷炙。 像其他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或他們的反對者稱之為「新右」的成員，他認為中國不可能自由，直到國有經濟解體，并且這個國家枯萎到主要保護物權的殘余體。
新右派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心臟。 張維迎有一個最喜歡用來解釋這些改革的寓言。 他告訴有關一個農村的故事，這個農村依賴馬來進行家務勞動。 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的老者意識到依賴斑馬的鄰近的農村做得更好。 因此，在利用了媽的優點多年之后，他們決定擁抱斑馬。 僅有的障礙轉化為已經被洗腦幾十年的村民對馬的崇拜。 這些老者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計劃。 每個晚上，當這些村民睡著的時候，他們在白馬上漆上黑色條紋。 當這些村民睡醒的時候，干部們提醒他們這些動物不是真的斑馬，只是一些裝飾了一些無害的斑紋的老馬。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后，村干部開始將涂漆的馬替換成真的斑馬。 這些巨大的動物改變了這個村莊的命運，增加生產力和創造財富。 僅在許多年之后，在所有的馬已經被替換為斑馬并且村莊已經從多年的繁榮受益之后的很長時間，老人們才召集市里面的人來宣稱他們的社區已經成為斑馬的村莊，并且斑馬是好的，而馬是不好的。
張維迎的故事是了解其在1984年首次提出的「雙軌制價格」理論一種方式。他說「雙軌制價格」可以讓政府從一個由官方定價的經濟體轉變為市場定價的經濟體，而不會公開拋棄其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或轉變為中央規劃中有既得利益的反對派中。 在這種方法下，一些貨物和服務繼續以國家操控的價格出售，而其他則在市場價格出售。 隨著時間的推移，直到20世紀90年代早期以市場價格出售的貨物的比例在穩固地增加，幾乎所有的產品以市場價格出售。 「雙軌制」方法是實用主義和漸進主義結合成為實際，這使得中國的改革者能夠繞過障礙工作而不是和它們遭遇。
最出名的斑馬村莊是深圳。 在上世紀70年代末，甚至是個毫不起眼的漁村，提供給不到千人的居民貧窮的生活。 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它變成了張維迎及其同事正構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象征。 由于其毗邻香港，鄧小平在1979年選擇深圳作為第一個「經濟特區」，給其領導人減稅的權限、不受管理規定的約束以及許可，來開辟新的市場理念。 深圳改革的建筑師想要建立高科技工廠，能夠大規模生產附加值的商品在西方銷售。 這樣的試驗區是通過劃撥這個國家巨大的儲蓄和出口得來的外匯資助的。 沿海區域吸引了數目龐大來自農村的工人，使城市的工資水平降低。 并且這個體制是放任地將財富自然地從富人流到窮人，而不是有意識地重新分配。 鄧小平敏銳地斷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堅持認為不同地區必須「開小灶」而不是將他們的資源放在一起吃「大鍋飯」。 結果，東部省份個改革者允許從貧窮的內陸地區脫離出來并遙遙領先。
但今天體制背后的經濟學家，如張維迎，他們的生活變得日益艱難。 在從爭論西方引入理念的最佳時期30年之后，中國已經轉變為反對新右。 民意測驗顯示他們是中國最不受歡迎的團體。 公眾對改革的代價的憂慮不斷增加，改革導致失業（laid-off，官方稱為下崗）工人的抗議和非法拆遷和拖欠工資的擔憂。 并且，市場的理念正被新左挑戰，新左主張更溫和形式的資本主義。 理念的戰爭在國家對市場；沿海對內陸省份；城鎮對農村；富人對窮人之間對立起來。
汪暉是新左的領導者之一，新左是個松散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通過在一些雜志如《讀書》上發表文章日益抓住公眾情緒并緩和政治爭吵的語調。 汪暉是文獻而不是政治的學生，但他因在1989年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游行中的角色被政治化了。 正如那個時代的年輕的知識分子，他是市場潛能的堅定的信徒。 但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后，汪暉離開了，到山區去并躲藏了兩年，開始了解農民和工人。 他在那的經歷使他懷疑無節制的自由市場并使他堅信國家必須在防止不平等上起到作用。 在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流亡期間，汪暉的理念得到進一步發展，但像許多其他的新左思想家，他也回到中國大陸，并在著名的清華大學執教。 去年，我在北京的「思想者咖啡」遇見他，這是一個明亮和通風的休憩場所，有著舒適的沙發和新鮮濃郁的咖啡。 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古典的公共知識分子： 短發、穿著意見褐色夾克和黑色的圓高領毛衣。 但汪暉不是生活在一個象牙塔中。 他寫報道揭露當地的腐敗現象并幫助工人自己組織起來反對非法的私有化。 他的群體是「新的」，因為不像「老左」，它支持市場改革。 這是左派，因為不像「新右」，它擔憂不平等： 「中國搖擺于被誤導的社會主義和任人唯親的資本主義的兩個極端，并受害於兩者最壞的元素，我贊同將這個國家的方向朝向市場改革，但中國的發展必須更加平衡。 我們一定不能夠給 GDP 增長全部的優先權，而排除工人權利和環境」
這種新左的哲學是中國相對富裕起來的一種產物。 既然市場趨勢經濟增長，他們問對財富應該做些什么。 它應該繼續積累在精英的雙手上，或中國應該推進一種使所有的公民都受益的發展模式嗎？ 他們想發展一種中國模式的社會民主。 正如汪暉所說： 「我們不能指望這個國家用德國或北歐的模式。 我們是個如此巨大的國家，國家可能得為那種福利承擔巨額開支。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需要制度創新。 王紹光【政治經濟學家】主張低價的保健。 崔之元【政治理論家】主張改革財產權給工人在他們工作的公司一種說法。 胡鞍鋼【經濟學家】主張綠色發展。」
北京權力的平衡正微妙地轉向左派。 在2005年年末，胡錦濤和溫家寶出臺了「十一五計劃」，這是他們的「和諧社會」的藍圖。 這是自1978年開始的改革時代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增長不被描述為中國國家的高于一切的目標。 相反，他們主張引入一個福利的國家，承諾養老金、失業救濟金、医疗保險和产假的基金以每年20%的增加。 對于中國農村地區，他們承諾結束乱摊派的税收并改善医疗和教育。 他們也保證將能源消耗減少20%。
十一五計劃是新的中國模式的模板。 在新右那里，仍然保持著永久性試驗法的理念——一種漸進改革過程而非休克療法。 并且，它接受市場將驅使經濟增長。 在新左那里，關注不平等和環境并要求可以和競爭聯姻的新制度。
在2007年二月，胡錦濤驕傲地宣稱創造了一個新的經濟特區，完成了出口補貼、稅收減免和公路、鐵路和航運的投資的常規結合。 然而，這個經濟特區是在非洲的心臟，在贊比亞的銅礦帶。 中國通過建立一系列由鐵路、公路和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航道連接的工業集散中心，將其增長模式移植到非洲大陸。 贊比亞將成為中國的「金屬集散中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了铜、钴、钻石、锡和铀。 第二個區將在毛里求斯，提供中國一個「貿易集散中心」，將給中國進入東非和南非20個成員國，自利比亞延伸到津巴布韋的共同市場提個40個經濟優惠條件，以及進入印度洋和南非市場。 第三個區是「航運集散中心」，將可能是在坦桑尼亞的首都達累斯薩拉姆。 尼日利亞、利比里亞和佛得角群島競爭其他兩處地方。 正如東歐通過競爭加入歐盟而被改變，我們可以見到非洲通過競爭吸引中國的投資而轉變。
在其建立這些區域的同時，北京正著手在狂歡的、危機交錯的非洲大陸建立新的公路和鐵路，投資遠遠超過舊的殖民國家曾經做過的。 此外，中國的出現正改變經濟發展的規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曾經為政府官員和選舉的領導人中驅散對上帝的恐懼，但現在他們得求著甚至是非洲最窮的國家聽他們的嘮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花了多年的時間同安哥拉政府談判一個透明協議，結果在2004年原定簽署該協議之前的幾個小時，盧旺達當局不再對這筆錢有興趣了： 他們已經從中國獲得2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 這樣的故事在這塊大陸上不斷重復，從乍得到尼日利亞、蘇丹到阿爾及利亞、埃塞俄比亞和烏干達到津巴布韋。
但是，中國模式的擴張已經遠遠超出中國投資者目標區域。 從中等收入和貧窮的國家，從伊朗到埃及，安哥拉到贊比亞，哈薩克斯坦到俄羅斯，印度到越南和巴西到委內瑞拉的研究團隊已經周旋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周圍以在北京的經驗中尋找教訓。 知識分子如張維迎和胡鞍鋼已經被要求對他們進行培訓。 幾十個國家正在照搬北京的國家驅動的發展，使用公共資金和外國投資來建立資金密集型工業。 一些經濟特區的復制品在全球各地一股腦地建立起來，世界銀行估計在120個國家進行著超過3000個項目。 全球化本來是意味著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但中國顯示了國有資本是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因為自由市場觀念已經傳播到全球，自由民主也隨之在各地覺醒。 但對于北京當局來說，對自由民主沒有任何憐憫之心的。 中國知識分子最令人驚訝的一個特征是，那些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要求選舉的「民主」知識分子已經改變了他們對政治改革的姿態。
俞可平就是政治改革的張維迎。 他是個迅速升起的明星和胡錦濤主席的非正式顧問。 他管理一家研究所，該所部分大學性質，部分智庫性質，而部分是政府改革的管理咨詢所。 當他談及這個國家的政治未來，他經常用經濟學領域做個直接的類比。 但我最后一次在北京遇見他的時候，他對我說，一夜間的政治改革對中國的破壞和經濟上的「休克療法」是一樣嚴重的。 相反，他已經提出民主循序漸進的理念，由成功的草根試驗開始，自下而上。 他希望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提倡民主，然后擴大到社會的其余部分。 正如允許沿海地區「先富起來」，俞可平認為可以通過黨內選舉使黨員「首先得到民主」。
沿海地區從自然經濟優勢中受益，如毗鄰香港、粵語和交通聯系，俞可平看到了黨員的優勢，如較高水平的教育和良好的談吐，這使他們成為天然的民主先鋒。 更甚之，他能指出這種場面的例子。 在他的建議之下，我在2006年訪問了四川省一個叫平昌的縣城，那里允許黨員選舉出鎮黨委書記。 長期來說，民主可以擴大到黨內高層，包括最高級別的職位的競選。 他在黨內民主的觀點的邏輯結論可能是將共產黨分裂為不同的派系，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競爭以獲得支持。 可以想象，非正式的新左和新右群體有一天將甚至成為黨內的正式黨派。 如果共產黨是個國家，它的7000萬黨員將使其比英國還要大。 然而，很難想象偏僻、貧窮的平昌縣會成為大都市如上海、北京或深圳的一個模式。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其他2860個縣都沒有跟隨這樣的先例。
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質問選舉的實用性。 潘維，北京大學冉冉升起的明星，在第一次與我會面的時候嚴厲斥責了我過于關注草根民主的試驗。 「四川的試驗是行不通的」，他說， 「當地的領導人有自己的政治目標： 他們想要出名。 但這種試驗是不成功的。 事實上，四川是個民眾抗議最多的一個地方。 很少有其他的地方愿意效仿它。」
中國的思想家認為所有的先進的民主國家正面臨著一個政治危機： 參加選舉的人在減少，政治領導人的信仰下降，政黨失去黨員并且民粹主義在上升。 他們研究西方領導人是如何越過政黨的負責人的途徑，并開拓新的技術如投票選舉、民意調查或「公民陪審團」來了解這些人。 西方仍然有多黨選舉，作為政治過程的中心部分，但已經補充了新的類型的考慮。 根據新的政治思想家的看法，中國將會在其他方面有所作為： 使用差額選舉但做公共咨詢，專家會議和調查作為決策的中心部分。 這種理念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政治科學家房寧簡潔地描述。 他將西方的民主比喻為一個固定菜單的餐館，在那顧客可以選擇廚師的身份，但沒有說選擇哪個碟子來做菜。 中國的民主，從另一方面說，總是涉及相同的廚師——共產黨，但可以「按菜單點菜」來選擇端上哪種政策菜肴。
重慶市是個擁有三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這很少有西方人聽說的。 它坐落于長江和嘉陵江的匯合處的山嶺中，試圖成為知識分子如潘維和房寧的理念的活生生的實驗室。 市政府已經根據對個人、電視和網絡上做聽證進行所有重要的管理。 最讓當局感到驕傲的是輕軌的票價聽證，可以看到費用從 15 元降到 2 元。 這種試驗正在被中國的其他城市效仿。 但更有意思的試驗是在溫嶺市的小鎮澤國進行，它使用一種新的「協商投票」來決定主要的開支決定。 斯坦福大學一個叫 James Fishkin 的政治科學家的想法，追溯到雅典民主的理想（參見“The thinking voter”，Prospect 2004年5月）。 它涉及了隨機選擇的人口樣本，并在要求他們在議題上投票之前將他們引入和專家咨詢的過程。 澤國鎮使用這種技術來決定如何開支 4 千萬圓（287萬歐元）的公共建設工程預算。 到目前為止，這樣的試驗僅有一次，但 Fishkin 和中國的政治科學家何包鋼相信「審議民主」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一個模板。
當局當然看起來愿意試驗所有種類的政治創新。 在澤國，他們甚至通過關注群體引入一種形式的政府。 但指引政治改革的主要標準看起來是它必須不威脅到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一個更加響應的集權主義形式的政府能夠演變為一個合法和穩定的形式的政府嗎？
從長遠角度說，中國的一黨專政會垮臺的。 然而，在中期階段，這種統治好像在發展日益復雜的技術來延長其存活和對不滿先發制人。 中國已經通過證明極權統治可以帶來經濟增長改變了全球化的討論期限。 在未來，審議專制的模式能證明一黨專政國家也能帶來一定程度的大眾合法性。 并且如果中國公眾咨詢的試驗起作用，全球的專制將會在一個全球化和大眾通信的時代允許一黨專政國家生存的模式下振作起來。
中國在西方的學者爭論這個國家是否積極推動專制或是否僅僅是在一心一意地追求國家利益。 任何一種情況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極權主義冠軍。 壓力集團人權觀察抱怨，「中國增長外國援助項目給先前依賴于那些堅持人權進步的獨裁者創造了更多選擇」。
然而，中國對國家政治的侵襲不應該減少為其對非洲獨裁者的支持。 它試圖在世界舞臺上重新定義力量的含義。 事實上，測量 CNP（綜合國力）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的旋轉木馬。 每一個主要外交政策智庫已經建議其自己的指數對每一國家的國力——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來給出一個數值。 并且在全球化和普世準則的時代，有關中國戰略家最令人吃驚的事情是，他們不知羞恥地關注「國力」。 重新從世界經濟力量、公司甚至是個人那裏重新取回統治權是中國人世界觀的中心。
杨毅是個軍人，海軍少將并且是中國最重要的軍事智庫的領導。 他是中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最強硬的家伙之一，但他在力量上的理念遠遠超出了最新的武器系統的評估。 他認為美國已經通過采取在國際關系中的「道德高度」在中國的周圍形成「戰略包圍」。 每一次中華人民共和國試圖堅持其外交方面的權利、現代化其軍隊或和其他國家建立關系，美國認為這是一種威脅。 楊毅抱怨，并且世界的其他國家過于經常把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領導者： 「美國在制定和修改國際游戲規則有最終裁判權。 他們已經主宰了國際的話語權，美國說，「只有我們可以這樣做，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中國外交政策圈子中的一個噱頭的詞語是「軟權力」。 這個觀點是美國政治科學家Joseph Nye在1990年發明，但在北京推廣的熱情遠比華盛頓特區要高漲。 在2006年4月，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會議探討「中國夢」——中國對美國夢的回應。 這是個將人民共和國和三個強大的理念聯系在一起的嘗試： 經濟發展、政治主權和國際法。 美國外交家談論政體改變，他們的中國同行則談論尊重主權和文明的多樣性。 美國外交政策采用制裁和孤立來阻遏其政治對手，中國則無附加條件提供援助和貿易。 美國喜歡將自己的喜好強加到不情愿的盟友身上，而中國至少表面上有聆聽其他國家的優點。
但是，當所有的中國思想家想要加強國力，而他們在他們國家的長期目標上有分歧。 從一方面說，自由國際主義者如鄭必堅喜歡談論中國的「和平崛起」和如何加入世界；適應國際體系并學會對國際秩序做積極貢獻。 在最近的幾年里，北京已經通過六方會談解決朝鮮核歐盟、俄羅斯和美國解決伊朗問題；在2005年的蒙特利爾國際會議上對氣候變化采取妥協姿態；派遣四千名維和人員參與聯合國任務。 甚至在一些和西方不一致的議題上，如人道主義干預，中國的姿態正變得有略微差別的。 當西方干預科索沃，北京以其違背「不干預原則」為理由反對。 在伊拉克問題上，它棄權。 而且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盡管背景仍和蘇丹政府保持緊密聯系，在2006年最終對聯合國的維和部隊委任托管投票。
從另一方面說，中國的「新保守派（neocons）」或者他們可以稱為「新共產主義者（neo-comms）」，如楊毅及其同事閻學通公開討論他們正使用現代的思維幫助中國實現古代的夢想。 他們的長期目標是看到中國回復到偉大國力的狀態。 像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閻學通曾經研究了古代思想。 他說：「最近我讀了所有古代中國學者寫的這些書，發現這些人很聰明，他們的觀念和最現代的國際關系理論更中肯」。 最令他感興趣的是古代中國學者兩種秩序之間所做的區別： 「王」和「霸」。 「王」體制是以統治的超級力量為中心，但其首位是基于良好的政府而非強制或領土擴張。 而「霸」體制正相反，它是一種經典的霸權體制，最強大的國家強加其規則在其周邊的國家。 閻學通解釋了在古時候中國是如何運用兩種體制的： 「在亚洲，我们中国有个「王」體制。 在此之外，在處理「蠻夷」的時候，我們有個「霸」體制。 這很像今天的美國，它在西方俱樂部采取一種「王」體制，在這里它不采用軍事力量或采用雙重標準。 然而，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是霸權主義的，使用軍事力量或采用雙重標準。 根據閻學通的說法，中國想要變得更強大將有兩個選項。 「他可能變成西方「王」體制的一部分。 但這意味著改變其政治體制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中國的其他的選項是建立其自己的體制王」。
自由國際主義者和新共產主義者之間的緊張時毛澤東時代資產階級和革命性的外交政策的變異， 接下來的一些年頭里，中國將必然資產階級化。 它已經決定有所保留地加入全球經濟體及其制度中。 它的目標是加強他們來約束美國并保證中國發展的一個和平的環境。 但長期來說，一些中國人希望建立一個中國設想的全球秩序。 這種理念是要在改變基本的事實時避免沖突。 正如他們在制定國內政策，他們希望其他的現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如在非洲，中國的價值觀和規範越來越決定事件的過程而不是西方的。
西方的創造歐盟和北約，是由主權國家的共同利益限定的而非出于保護目的，可能將有一天會發現處于胚胎期的東亞共同體和上海合作組織成為他們的對手。 通過這些組織，中國使其鄰國對其和平意圖感到放心并建立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將美國排除在外。 前美國官員 Susan Shirk 在二戰后中國和她的國家的多邊外交之間畫一條平行線： 「通過將自己和國際規則和政權約束，美國成功地建立了霸權秩序」。
聯合國也正成為中國世界觀的放大器。 不像俄羅斯，后者和妄自尊大者毫無二致，正享受著其公然挫敗美國和歐盟的計劃的能力，中國傾向于作出一個妥協的姿態。 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盡管中國反對軍事行動，它讓法國、德國和俄羅斯帶頭反對它。 在2005年當在擴大聯合國安理會的討論中，中國鼓勵非洲國家要求他們自己的席位，有效地扼殺了日本爭取常任理事國席位的意圖。 同樣，北京也愿意讓伊斯蘭國家組織帶頭弱化新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這種外交策略已經起效，導致美國的影響力很大下降： 在1995年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得到50.6%的選票；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經降到僅有23.6%。 在人權上，結果更加富有戲劇性： 中國的得票率從43%沖到82%，而美國則由57%降到22%。 紐約時報的聯合國通訊記者 James Traub 說：「這是不言而喻的，聯合國僅在美國允許的范圍內起作用」。 「這格言將很快適用于中國」。
中國知識分子之間在更敏感的話題上的爭論將會在智庫、記者和大學中以及互聯網上繼續爭執不休。 中國思想家將會繼續扮演著知識分子喜鵲的角色，采取西方的觀念來滿足他們的目的并有選擇性地從中國自己的歷史中獲取。 隨著中國的全球足跡壯大，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變得對張維迎和汪暉，俞可平和潘維，閻學通和鄭必堅的理念熟悉；這和我們與在過去幾十年裡，從上世紀80年代的里根主義經濟學家到911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戰略家的那些美國思想家一樣熟悉。
中國并不是一個對知識分子而言開放的社會。 但出現了更加自由的政治討論，大批西方留學的學生回國和龐大的國際事件如奧運會正在使其變得更是如此。 并且它是如此巨大，如此務實并是如此難以成功，因此它的領導人一直在嘗試著用不同的方式做事。 他們使用經濟特區來檢驗市場哲學。 現在他們正在檢驗一千種其他的理念，從審議民主的區域聯盟。 在社會試驗的實驗室中，一種新的世界觀出現，這將有天會具體成為一種被承認的中國模式——一種替代的、非西方的路徑來讓世界的其他地方跟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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