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期《經濟學家》出版了，封面是毛澤東擺著一張嚴肅的臉，頭上戴一頂圣誕老人的紅帽子，不過這頂帽子中間多了顆紅色五星星。封面的標題是《站在權力的最高峰——毛澤東與管理藝術》（Staying at the top - Mao and the art of management ）。我發覺這篇文章寫的饒有趣味，雖然講的是管理學上的一些技巧，但將矛頭指向毛澤東，加上作者熟知毛澤東的歷史，因此顯得極具諷刺意味，如此玩味在一貫嚴肅的《經濟學家》很少有過。本篇文章虽然在讲述管理學的道理，但作者卻向西方的經理人介紹毛澤東的“先進”（本朝之慣用語）的管理經驗。鑒于西方人對毛澤東的觀感，不會有什么好聽的詞語，作者意圖表達的思想實際上不是學習毛澤東的管理藝術，而是要摒棄之。之所以會在圣誕節期間這樣的特輯，我覺得是因為今年的中國不安全的玩具與之有關聯。
作者開篇先說了一些管理學的書如何去定義成功的，可能的一些用得最為廣泛的詞語，如偉大的產品，快樂的雇員、持續改進，獲得利潤、打敗競爭對手等等（Books on management tend to define success in the broadest possible terms—great product, happy employee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gobs of profits, crushed competitors）。并不是所有的經理人都能像GM（通用汽车）早年的總裁Alfred Sloan將通用汽車在瀕臨破產的爛工廠轉變為一個工業奇跡（Most managers, after all, do not stitch an industrial triumph from a vast bankrupt junkyard, as Sloan did.）。只能是不斷奮斗，又不斷跌倒。這都是一段鋪陳，是為了引開后面的論述。
那么經理人需要一本什么樣的管理學書籍和一個什么樣的榜樣，才能讓表現平庸的、薪水過高的總裁在與那些可能比他更能做好工作的無孔不入的記者、獨立股東和野心勃勃的副總裁的搏斗中生存下來（Who can help the under-performing, over-compensated chief executive fighting to survive intrusive journalists, independent shareholders and ambitious vice-presidents who could do a better job?）呢？無疑這個人選是毛澤東。毛澤東是一個國家的而不是一家公司的領導，但他擁有一個極具商業性的頭銜主席（Chairman）（筆者注：毛澤東的頭銜雖是主席，但在本篇文章中作者欲借指商業公司的董事長）。他認為自己是，用他的話說是個“誨人不倦的導師”（indefatigable teacher），并且那本有名的從他的言論中摘抄出來的“紅寶書”中包含了許多在培訓、底層員工的激勵和評估；創新（百花齊放）；競爭（敢于犧牲）的管理學建議，當然，還有對自滿的經理人創造了一種游戲（無情的自我批評）。毛澤東至少仍然是中國經濟的象征，他的肖像被那些當毛澤東在位的時候跪在他面前不計其數的企業資本家裝飾一番然后印在中國的貨幣上、印在包、襯衫、胸針、手表以及其他可以賣的東西之上。當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能養活人民的國家（換句話說，北韓以外）領導人會受到如此的榮譽——即便可能做的很好。甚至是鄧小平，毛的繼任者，轉變了其經濟政策，也沒能夠在硬幣上留下自己的肖像。
张戎和乔·哈利戴在其所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宣稱他應該為造成7千萬人民四萬，多于任何一個20世紀的領導人（70m deaths, more than any other 20th-century leader）而負責。在中國的歷史上，僅秦始皇能夠和他一拼，秦始皇畢生建造長城，造成很多人失望，但在絕對數上只能望其項背。毛澤東的表現和其名聲的差異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在其之后有四個關鍵的成分可能那些不好的經理人會為了追求利潤將其應用的（The disparity between Mao's performance and his reputation is instructive, for behind it are four key ingredients which all bad managers could profitably employ）。
1. 大而不當的口號（A powerful, mendacious slogan）
作者說：生于一個中等富裕的農民家庭，毛澤東過著皇帝般的生活，騎在農民的頭上、妻妾成群并被所有人服侍（Born a modestly well-off villager, Mao lived like an emperor, carried on litters by peasants, surrounded by concubines and placated by everyone）。但他有一句十分有名的口號：為人民服務（Serve the People）。心理學家稱此為“認知不協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種對某件事物所作出的舉動與內心所想的截然相反的能力（the ability to make a compelling, heartfelt case for one thing while doing another）。
2. 無情的媒體操縱（Ruthless media manipulation）
通過海報，“紅寶書”和勞動教養的圈子，他所傳達的信息得到加強。毛澤東說過：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Where the broom does not reach”, he said, “the dust will not vanish of itself.”）。這種自我擴張的過程通常不能視為“個人崇拜”，但是很難與現代建立品牌價值的業務開展區分開來（This process of self-aggrandisement is often dismissed as a “personality cult”, bu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modern business practice of building brand value）。
3. 犧牲朋友和同僚（Sacrifice of friends and colleagues）
毛澤東曾經寫過：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很重要。薩隆也同意。但是毛澤東有不同的目的：他不希望別人過于接近他，乃至權利；所以做毛澤東的朋友要比做他的敵人還要危險。這種方法可能奏效。毛澤東對朋友甚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棄絕是基于他對投資的計算，以決定哪部分的投資值得維持，哪部分又應該視作沉没成本（Mao's abandonment of friends and even wives and children seemed to be based on a calculation of which investments were worth maintaining and 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sunk costs）。
4. 運動代替成就（Activity substituting for achievement）
毛澤東很希望能夠避免沉悶和令他感覺不舒服的會議，特別是那些他很有可能會招致批評的會議（Mao was quite willing to avoid tedious or uncomfortable meetings, particularly when he was likely to be criticised）。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到大躍進——20世紀60年代早期失敗的農業和工業試驗，再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從來不缺乏計劃（From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of the late 1950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failed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experiment in the early 1960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60s, Mao was never short of a plan）。
時間的關系，我只是簡要地將文章中所述的毛澤東的性格大致翻譯了一下，而他的性格對管理的影響還需要各位自己在其網站上找來閱讀。作者確實剖析了毛澤東的性格特征，總結了他在管理這個國家用的一些重要的手段，一針見血。也許作者不知道中國有門叫“厚黑學”的社會學科，很多人盡心研究而毛澤東在這方面絕對是古往今來的最大成者。當然，毛澤東的“管理藝術”的這些特點不是管理學上什么優點，而是管理學的一些大忌，但的確有很多的經理人為了眼前的利益會把這些思想用在企業的經營管理上。在中國，有相當多商人拿毛澤東當自己偶像，其中不乏有大商人，如柳傳志或陳天橋，又該如何看待？我覺得這是兩碼事，崇拜毛澤東不排除他們受所經歷之歷史條件和教育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商人要得到執政黨的認同，要有自己的護身符，才能在這個社會中生存，因此就得拿出個樣子取得他們的信任，當然沒有什么護身符能比跪在毛澤東面前更管用。然而，就是他們也不會同意毛澤東的經濟原則，畢竟他們才是經過磨難才熬出頭的主，比任何人還珍惜現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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